本文作者韓思雨，衡水中學2016級畢業生，2016年河北高考文科第7名，現就讀于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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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爾干曾說過：“教育使一個人系統地社會化。”這句話非常正確。
教育，確實是我改變人生軌跡的第一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我是在村里上的小學，只有幾間教室，操場就是一塊塵土漫天的空地。教室里桌椅是殘缺不全的，連粉筆也要節省著用。老師資源非常匱乏，大部分是村里上過中專的年輕教師。即便如此，一些教學水平高的老師還是會被上級抽調到縣、鄉等更高一級的機構教學。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身邊許多人外出打工，孩子也隨著他們向城鎮流動，農村學校的生源也銳減。從上一年級到上三年級，班里的同學數量不斷減少，最后到四年級，就只剩下四個學生。周圍的私立學校管理嚴格，教學資源豐富，生活條件好，可是高額的費用把我阻擋在門外，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在經濟地位導向的今天恐怕無法實現。我不得不和另一個同學的轉入了縣里的一所公立小學。很多時候我的學費是父母從親朋好友那里借來的，我也一直接受國家給貧困學生的補助。
父親一直是我學習道路上的激勵者。他語重心長地告誡我：“第一，沒有其他的捷徑，教育是通往更好資源和更高平臺的階梯；第二，精神上的怯弱比物質上的匱乏更可怕，人活著不能沒有上進心和志氣。第三，凡事追求第一，這是成功的最大保證。”我感謝父親。他沒有給家庭帶來優越的物質條件，但給了我積極向上、朝氣蓬勃的精神世界。
我的性別和社會地位曾是我接受教育的一大障礙。除了父母，身邊的人都認為女孩子不應該上學，應該早早相夫教子。母親上到高中就輟學了，深受其害的母親堅持讓我上學。一位同學的父親，某局局長，來我家做客時和不屑地告訴我：“以你的家庭條件，其實你不用這么辛苦，高處不勝寒啊。”
處于社會的弱勢地位，既然有著向上流動的機會——高考制度，我沒有理由不好好學習。
轉學伊始，我的學習成績不是太好，然而家庭的責任和父親的叮囑讓我一刻也無法懈怠——也許這樣說非常不學神，但我還是要說，至少在那時候，責任和渴望的激勵遠大于學習的興趣或樂趣。有很多學弟學妹問過我，是怎么建立了對學習持久的興趣，其實我想說，一開始真的是責任——對自己負責，對家庭負責，對未來負責，然后慢慢變成了習慣。我們堅持一件事，如果能出于熱愛固然好，但是世界上沒有那么多恰好熱愛、恰好喜歡的東西；如果不能熱愛，那就請用責任堅持下去。
我當時總會在做完所有的作業之后才和小伙伴一起玩，每天堅持寫日記反思和約束自己。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不是很明白除數和被除數，有一位姓賈的老師，經驗豐富、教學嚴厲。她把我叫到到講臺上用手擋住一部分數字，問我哪一個是除數，哪一個是被除數。我看著她銳利的眼神，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告訴她答案，竟然都對了。從此我的自信心增長了好多，逐漸趕上同學的步伐，不負父親的期望一直保持第一。
這所學校是一所寄宿學校，我這么小離開家自然不適應。但是，在學校期間，母親因為工作的緣故很少看望我，我會在別人家長來的時候充滿羨慕，自己在一旁偷偷抹眼淚。每當課前唱歌唱到“燭光里的媽媽”時，我的眼淚就嘩嘩往下流。想家是常有的事情，但毫無辦法的我開始自我心理調適，逐漸堅強起來。我是半個月回一次家，三十多公里的路程，都是爸爸騎著自行車來接我。我坐在后座上，看著吃力地蹬著自行車的父親，看著眼前慢慢掠過的風景，心里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學習，讓教育改變我現在社會底層的命運。
小學和初中我都是在我的縣里念的，接觸的同學也是一個同質化的相似的社會群體。
首先是農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學生，與周瀟筆下的農民工子弟“小子”十分相似。我們也希望能夠通過教育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但卻有著社會、制度以及自身的障礙，但是大多數人成績平平，有低有高，渴望優秀的成績又不希望付出努力，家庭的教育也沒有向他們極力滲透教育的重要性，我的很多同學在初中或者高中畢業后就去打工，最終走向了“階級再生產”的強大洪流。
另一類是更高層的社會階層的孩子，他們的父母是政府公職人員、教師、上層企業家等。他們有著更好的教育機會，眼界和能力自是不一般。我的一個女同學從小學習奧數，數學成績在學校可謂傲視群雄。他們在學校一般都很努力學習，這和維持地位、聲望和權力的家庭教育分不開。他們的家長很多時候拿我和自己的孩子比較，激勵著自己的孩子超過，這和前一種家長對自己孩子的教育漠不關心形成鮮明對比。家庭積攢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資本讓他們有著天然的優勢。而我，則是前者社會經濟地位和后者文化資本的結合。
我看到周圍的親友都在為生計奔波——是真正的為生計，為糊口，為一個月幾百上千塊錢辛苦奔忙——后來讀高中的時候，有個同學寫作文，說看到自己的父母為生計奔波，每月只能賺兩萬塊，我真是哭笑不得。
我不想“被動地面對教育制度，平靜地服從他們被社會化為唯唯諾諾的工人”。初三時，我的總成績在縣里穩居第一，被衡水中學提前錄取，開啟了一段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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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中學是典型的科層制結構。不同年級之間會被分為不同的部門，每個年級有年級主任。老師也會按照學科和班級劃分為不同的小組一起進行教學，不同小組之間要進行教學評比。
老師分工明確，按教學成績來評定等級和職位。學生就是要每天按照老師的要求學習，在管理上相當于在學校等級的最下層。就像《1984》中的“老大哥”對民眾的監視一樣，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老師的監控之下。上課的時候會有專門的巡視老師，見到有同學“不專心學習”會記錄下來并計入量化。因此這里有著各種“奇葩”的違紀行為，比如有同學上課轉頭看表被記為“說話未遂”，女生揪頭發被彈手……而且違紀是被具體到人的，一般會具體定位，比如“南后二左一”。一開始我們會覺得極其嚴苛，后來也習以為常，外在的壓力逐漸化為內在的自覺規范。
學習也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剛一進入衡水中學，我并不是太適應“生產鏈”式的教學方式。老師上課之前會發一張學案讓我們提前預習，上課的時候講學案，在各個學科的自習課上做作業。我每天的時間都被安排得滿滿當當的，從早上五點半起床到晚上十點睡覺，都有寫不完的作業、學案、自助。我出去接趟水的功夫，桌子上就鋪滿了一層卷子。當時的生活循規蹈矩，但是還是會有緊張和焦慮的。記得有一次，我寫完英語作業把卡涂錯了，英語老師非常生氣地找到我，讓我涂滿了整整十張卡。
每一次的作業、周測、月考、期考，我每時每刻都面臨著變動的成績，面臨自己身份的重新洗牌。在這里，我們的“先賦角色”毫無用處，每個人關心的只是成績——我們靠自身努力獲得的“社會角色”。高一新入學，來自教育水平不高的小縣城的我并沒有優勢，第一次考試就考了五百多名（當時新生大約三千人）。
之后文理分班，受周圍老師和家長們“男生適合學理科，女生適合學文科”的觀點影響，同時相對而言我的文科確實好于理科，我進入文科班學習，成績也逐漸上升并穩定下來。因為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考試又頻繁得像是吃飯，每次考試都是一次“旋轉門”，每個人不可避免地經歷著高峰和低谷，考得好的下一次不一定考好，考得不好的下一次不一定不好，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對成績耿耿于懷的我們競爭極其激烈，每天十二點三十五還有沒有走的人繼續學習，吃飯兩三分鐘絕對解決問題，一下課會有一大群學生主動問老師問題，當然還有午休的時候冒著被記違紀的風險在看書……
每堂班會課對于我們來說都是一場“精神”的洗禮，班主任會用大量鼓舞人心的事例來教育我們潛心學習。班主任班會上介紹了一位考入北京大學的學姐的勵志故事，還讓我們把她的回憶錄貼在桌子上，每天晚自習的時候全班一起讀：“我是五三零班考入北京大學的×××，我真正的拼搏就是在高三。那個時候我知道自己已經沒有退路了，只能背水一戰……”教室里懸掛著“鯤鵬展翅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十二載潛心鑄劍，今朝及鋒而試”“勤學苦練，萬念歸一，血拼到底，我必成功”的大幅標語也在無形地暗示我們既然無法改變高考體制，那么就只能借力成功。
同齡人的影響也是我能夠成功進入清華大學是一個重要因素。在我的身邊全部都是為了一個專一的目標甘愿忍受艱辛的人。班級之間有著極為激烈的競爭——學習、衛生、跑操、紀律的評比。班級的榮譽將我們牢牢凝聚在一起，讓我們有著極高的群體認同感。同學之間互幫互助，分享學習經驗，交流學習心得。另一方面，我們之間的競爭也絲毫未減。同學之間進行著“趕工運動”，相互比著學。有一次是假期，但是全班同學全部自發在校自習，已經很晚了，班級里的同學沒有一個離開的，老師站在門口說到：“現在已經九點五十六了，你們怎么還不走？”這時沒有一個人抬頭。沉默了一會兒，一位同學站起來，說：“老師，十點才鎖門。”在這種學習的氛圍中，懈怠的消極思想也會被努力奮斗的正能量所同化。同時，同時學校也會請來大量優秀的畢業生來做演講，和我們交流學習的方法和成功的經驗。這種社會和文化的資源讓我們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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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衡中幾乎是一個杜絕了雞血和逆襲的學校——將學習通過極佳的教學水平和標準而嚴苛的流程規定下來，只要拼命努力跟著做，一步一步內化提高，成績終究不會差。而我的學習經歷，其實也是這樣一個過程。
很多學弟學妹在找我咨詢高中生活的時候，都明顯地表現出對“逆襲”的渴望，我感到不能理解。逆襲本身就意味著之前一個不用功的過程，能逆襲成功固然好，可是為什么非要這樣浪費時間？
馬克思曾說過：“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如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里必須杜絕一切憂慮，如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如果說在人生的前19年里，我驕傲過什么，那就是我從未怯懦，從未退縮，從未浪費時間，從未被任何困難打倒。
我的確有著比別人更低微的社會地位和更匱乏的社會資源，然而依然可以在這個相對公平的社會利用教育制度，改變自己的命運，從一個社會底層，努力奮斗到與別人平起平坐。
因為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歸根到底，我什么都沒有，只有拼命努力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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