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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勵志寫作必看素材(一)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諱的就是個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圓滿了，馬上就要虧厭;樹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馬上就要墜落。凡事總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

上大學的夢想，從六十年代初期我的大哥考人華東師范大學時就開始萌發。當時，在我們鄉下，別說是大學生本人，就是大學生的家人，也受到格外的尊敬，當然也不乏嫉恨。我在自家的院子里，常常聽到胡同里有人議論：“別看這家房子破，可是出過大學生的!”偶爾還聽到有人壓低了嗓門議論：“這家是老中農，竟然出了一個大學生!”有一年寒假，大哥回家探親，趁他睡著時，我把他的校徽偷偷地摘下來，戴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伙伴們炫耀。小伙伴們諷刺我：“是你哥上大學，又不是你上，燒包什么?"那時我就暗下決心，長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學，做一個大學生。但隨著階級斗爭的呼聲越來越高，惟出身論搞得越來越兇，我的大學夢也越來越渺茫。到了“文化大革命”爆發，大學停止了招生，我的大學夢就徹底地破滅了。不但大學夢破滅，連上中學的權利也因為家庭出身中農而被剝奪了。按照當時的政策，中農的孩子是可以念中學的，國家要剝奪的是“地富反壞右”的后代受教育的權利.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中農的孩子基本上也都被趕出了校門。制定這套教育政策的人用心十分良苦，他們知道，剝奪階級敵人的后代受教育的權利，是鞏固紅色江山的一個最有力的措施。

“文革”后期，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按照政策來說，農村青年，家庭出身只要不是“地富反壞右”、具備了中學的同等學力、勞動積極，都可以接受貧下中農的推薦，免試進入大學。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那時大學招收的學生少，每年的招生名額，到不了村這一級就被瓜分光了，所謂的貧下中農推薦其實是一句美麗的謊言。后來出了個張鐵生，靠著一封信上了大學。現在提起他來，人們大都嗤之以鼻，但在當時，我卻十分崇拜他。張鐵生的成功喚醒了我的大學夢，使我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線希望。雖然我沒有讀過中學，但在家看過我大哥留下的全部中學課本，盡管數理化不行，但語文的實際水平比那些讀過中學的貧下中農子弟要高許多。于是我就給當時任教育部長的周榮鑫寫信，向他表達我想上大學的強烈愿望。信發出去不久的一個傍晚，我勞動回來，坐在灶前幫母親燒火做飯，看到父親像喝醉了似的搖搖晃晃地走進家門。他的手里，攥著一封信。我本能地感到這封信與我有關。，父親站在灶前，渾身打著哆嗦。他注視著我，臉在灶火的映照下放著紅光。他對我說：“你想怎么呢?”然后他就把手里的信給了我。那是一個棕色的牛皮紙公用信封，已經被撕開，我從里邊抽出一張印有紅字抬頭的公用信箋，借著灶火，看到信箋上用圓珠筆寫了幾行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信已收到，想上大學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農村安心勞動，好好表現，等待貧下中農的推薦。我雖然知道這是官腔套話，但還是受到了很大的感動，這畢竟是國家教育部的復信，我一個農村孩子，能折騰得國家教育部回信，已經創造了奇跡。我聽到父親和母親低聲說了一夜的話，知道他們的心情很復雜。接下來的半年里，我給省、地、縣、公社的招生領導小組寫了許多信，向他們訴說我的大學夢想，但再也沒有回聲。村子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學夢，都用異樣的眼神看我，好像看一個神經有毛病的人。生產隊里的貧農代表當著許多人的面對我說：“你這樣的能上了大學，連圈里的豬也能上!”他的話雖然難聽，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確是到了家的實話，其實，即便隊里的豬上了大學，我也上不了。

當時的農村青年，要想脫離農村，除了上大學之外，還有一條路就是去當兵。當兵時如果好好表現，就可能被推薦上大學，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軍官。這是一條金光大道，但對一個中農的兒子來說，當兵在某種意義上比被推薦上大學還要難。從十七歲那年開始，我每年都報名應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來。不是身體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家庭出身在理論上也合格，但既然有那么多的貧下中農子弟都想當兵，怎么可能讓一個老中農的兒子去呢?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機會終于來了。一九七六年征兵時節，村子里的干部和幾乎所有的社員都到昌邑縣挖膠萊河，適齡青年在工地上參加體檢。我那時在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沒去挖河，在公社駐地與社直機關的青年一起參加了體檢。正好公社武裝部長的兒子也在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我知道他父親手中的權力對我多么重要，平時就注意團結他。征兵開始，我就給他父親寫了一封信，讓他送了去。再加上許多好人幫忙，就這樣混進了革命隊伍。

到了隊伍里第二年，高考恢復，我們的領導以為我是高中畢業生，就給了我一次復習功課準備來年參加高考的機會。報考的學校是解放軍的工程技術學院，專業是計算機終端維修。領導把這個決定告訴我時，我真是百感交集，連續三天吃不下飯。我知道自己肚子里沒有墨水，除了能寫作文外，數理化幾乎是一竅不通。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二我以為等于五分之三，而距離高考只有半年的時間，怎么辦?考還是不考?最后還是決定考。我讓家里把大哥的那些書全部寄來，開始了艱難的自學。學到來年六月，總算入了點門，感到考試不至于得零分時，領導告訴我，考試的名額沒有了。這又是一個讓我感到悲喜交集的消息，悲的是半年的苦熬白費了，喜的是不必考不中出丑。后來我知道，那年參加考試的人，多半是一些軍干子弟，他們的水平比我高不了多少，但還是照顧人了學。如果我參加了那次考試，沒準也能被錄取，如果被錄取，我就很可能成為了一個無線電技師，而不會成為一個寫小說的。

就在我的大學夢徹底破滅了時，大學卻突然對我傲開了大門。那時我已經參加了黨政干部基礎課的學習，半年內很輕松地通過了四門，再有一年就可以得到大專文憑，這時，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恢復招生的消息傳到了我的耳朵。我帶著已經發表的幾篇作品跑到軍藝時，報名工作已經結束，我的恩師、時任文學系主任的徐懷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興奮地對當時在系里擔任業務于事的劉毅然說：“這個學生，即便文化考試不及格我們也要了。”參加文化考試時，政治和語文我很有把握，沒有把握的是地理，但機緣湊巧，考試時，在我面前的墻上，掛著一張世界地圖，還有一張中國地圖，有一道題是讓回答圍繞著我國邊境的國家，我準確無誤地答了這道題，還有一道關于等高線的題我憑著直覺也答對了。這樣，我就以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試第二名的優秀成績進入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專生。

那一屆進入軍藝文學系學習的學生，有幾位已經大名鼎鼎，最有名的如濟南軍區的李存葆、李荃，沈陽軍區的宋學武，南京軍區的錢剛，都得過國家級的文學獎，其余的同學也都發表過很多作品。當時我們是白天聽課，晚上寫作。四個人住一間宿舍。為了互不干擾，許多宿舍里都拉起了帷慢，進去后能使人迷路。我們宿舍里的人徽，還保持著一覽無余的樸素面貌。那時天比現在冷，暖氣不熱，房間里可以結冰。寫到半夜，餓了，就用“熱得快”燒水煮方便面吃。聽說方便面要漲價，一次買回八十包。深夜兩點了，文學系里還是燈火通明。有人就敲著鐵碗在樓道里喊：“收工了!收工了!”有人把我們宿舍叫做“造幣車間”，我是頭號“造幣機”。我們系是干部專修班，沒有幾個老師，大部分的課要外請老師來講。北大的老師、社科院的老師，凡是跟文學沾邊的，幾乎被我們請了一個遍，還請來了許多社會名流。這樣的方式，雖然不系統，但信息量很大，狂轟濫炸、八面來風，對迅速地改變我們頭腦里固有的文學觀念發揮了很好的作用。請來的老師大多數都有真才實學，也有個別的妖蛾子。譬如我們的一個女同學就把一個據說對存在主義深有研究的人請來。這人留著披肩長發，據說是男性。這伙計一進教室就蹦到講臺上坐著，開始講存在主義。他講了半天也沒講明白什么是存在主義，講到后半截身體就在講臺上扭來扭去。我知道這伙計累了，坐在講臺上，畢竟不如坐在椅子上舒服，但要從桌子上跳下來又很丟面子。我們還請來過一個據說對氣功有研究的人，這人說他只要發起氣功來，能在鋼琴上即興彈奏出天國的音樂。他果然就彈了一曲，但我們的一個對音樂有研究的同學說，他彈的是一首最初級的鋼琴練習曲。我們還請來著名的音樂指揮李德倫給我們講交響樂。李大師從三皇五帝講起，一直講到好吃午飯了才進入正題，用錄音機放曲子給我們聽。我向李大師提了一個要求，希望他能對著錄音機比劃比劃。大師冷笑道：我只會指揮樂隊，不會指揮錄音機。下課后，同學們有的罵我，自的嘲笑我，當時我還不服氣，嫌人家李德倫架子大。現在想起來，真是愚蠢，我怎么可以讓人家那么大的一個指揮家指揮錄音機呢?

從軍藝畢業后，過了兩年，我又混進北京師范大學和魯迅文學院合辦的作家研究生班。當時是想去學點英語，學點理論，爭取做一個“學者”型的作家。但到了那里之后，才發現學英語和學理論都不容易，正好趕上了學生運動，就心安理得地不去上課了。現在想起來，當然又很后悔，尤其是出了國門，看到那些美麗的小洋妞嘰嘰咕咕地講話而我一句也聽不明白時。

現在，我有正兒八經的碩士學位證書，填表時也無恥地填上研究生學歷，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其實并沒有真正地上過大學。真正地上大學，就應該像我的大哥那樣，從小學到中學，一步步地考上去。我雖然擁有國家承認的研究生學歷，畢竟還是野狐禪。

高中勵志寫作必看素材(二)

“那些艱難的日子才會決定你會成為怎樣的人”。

Facebook首席運營官Sandberg在今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畢業典禮上對著即將走近社會的畢業生們誠懇說道。對于掌控者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科技公司之一的她，生活依然艱難，在命運賦予的橫禍之后依然要迅速的恢復過來，世界不會給她的悲傷太多時間。

而坐在臺下聽她演講的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畢業生，這些在西海岸灣區的年輕人，很多都要成為Google,Facebook的新生代，或者像當年的喬布斯一樣，要在硅谷這個地方夢想著締造傳奇，用科技的力量寫下這個時代最為激動人心的故事。

最近一段時間常常加班到凌晨兩三點。在這個被稱為中國硅谷的城市里，有著城市永遠不會暗下的光芒作為背景，一個個被點亮的電腦的屏幕，數不清的年輕人對著這些屏幕的藍光，寫著代碼，做著計算，讓一個又一個的想法成形。整個世界都是類似的，從華爾街到灣區，那些夢想發出轟隆隆的巨響。

休息的片刻到陽臺上抽煙，雖然年幼時候銀河璀璨的記憶已經模糊，但是在盛夏時節的夜空中的星星依然讓人向往。一個個光點背后都是一顆恒星的重量，一顆看起來只能發出微光的星星，背后到底蘊藏著多么巨大的能量?那我們呢?這個時代的年輕人，是不是自己的努力也能成為暗夜的光亮，被人所見?

我們很容易成為當代城市的一組群像，上下班途中的人潮洶涌，戴著耳機看著手機的我們，在被記錄下的社會臉譜上，連一個表情都很難被看見。漂泊不再只是在北上廣深，你看著身邊的朋友在倫敦，在紐約，在東京，同齡人們在不同的大都會里奮力而又艱難的成長，在無數個孤單呼嘯而過的夜晚里，默默地舔舐著傷口。

明明已經很累了，為什么依然看不到路在哪里?

在李宗盛《每一步都算數》的自傳式的廣告片里，一個年輕音樂人因為經常熬夜而牙齦出血，口腔里滿滿地血腥味，有著詩與遠方的理想，每天卻也不得不困頓在房租吃飯，為生存奔忙，焦慮感與迷茫讓他不知所措，無數個夜晚里只能看著天色變亮，白天解不開的結，黑夜里滿滿熬。

生命并沒有地圖，只有你內心的指南針。

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要歷些危險。只有這兩條路。

工作兩年的時候，我被巨大的焦慮感襲中。

跟朋友們太多次關于未來打算的談話，一次次地收到“好好賺錢”這個最戲謔也最真實的答案。不再像年少時可以牛逼哄哄地說出自己想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我們變得現實而審慎，意識到內心深處的理想可能真的永遠無法實現。面對著一個不確定未來的無力感，足以讓生活變得冷酷。

我對著這個世界還有著數不清的欲望，我對著美好的事物依然有著不知足的貪婪，我想擁有最好的物質，也想著有精神的富足。并不需要能夠過著揮金如土地奢靡生活，但是我依然希望生活能夠擁有質感，而不是斤斤計較地勉強度日。

實際跟設想里的生活有些不太一樣，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初入職場時候的新鮮與熱情在開不完的會議，寫不完的報告，沒完沒了的加班中漸漸消耗;而工作也不總是順風順水，常常因為眼前的不得意而進退失據。工作的原因常常到西歐出差，倫敦，柏林，巴黎，米蘭，走過這些曾經有無數想象的城市，在工作的瑣碎中也變成了日常，那些聽說過的故事都與自己無關，每天依然是朝九晚五，郵件會議。

而少年的傲氣鋒芒也在工作中漸漸收斂，太多優秀的同輩，遠比自己優秀的前輩。說實話認識到優秀前輩的時候，總是又憧憬又絕望，想象著自己也能夠成長成一個能夠掌控全場又別具洞察力的職場人。同時也心生惶恐，眼看著遠遠比自己優秀的人，也只能過著籍籍無名的生活，讓不甘與力又多了幾分。

“我覺得活得越來越小了。”最近一次去單向街的時候我對許知遠說，而他正糾纏在20世紀的世紀歷史中，寫著未完成的梁啟超傳。談及對許爺隨心生活的向往，“別跟我比啊，你的精神力量能有我強么，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想做的。”

年輕的生命居住在欲望都市里，大概就是這個時代的恰如其分。我知道我的欲壑難填，也知道妥協會積重難返，焦慮像這座海濱城市上空的云煙一樣繚繞，但是又懷著悻悻地樂觀，緩慢向前。

一年前的時候跟深圳的一伙兒朋友有一次未完成的策展，主題是“沸點”，幾個來自于互聯網行業的青年，在深圳這座新一輪創業的引擎城市里，硬件創新，人工智能，互聯網帶來的行業變革，一時風頭無兩，像是讓這個時代沸騰的沸點。在這個社會階級日益板結化的現代，感受到那種科技時代洶涌的變革力量，仿佛一切都有了重塑的機會。

我們都不想被時代所拋棄。

這就是為什么在東八區跟西八區的我們，隔著整個太平洋的寬度，吐槽完硅谷跟深圳的房價，抱怨著公司的種種不是，依然要熬著夜去完成一個又一個的項目的原因。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顆螺絲釘，哪怕只是浪潮襲來時候的一朵不起眼的水花，我們也要用近全力去爭取自己的價值，能夠發光。

一年前班主任找了我們幾個同學回中學跟畢業生座談，關于未來的話題，說到動情的地方自己也有些被打動，大概是初心的原因，“我不知道在這樣一個網絡連接一切的時代里，那些不曾見過的風景是不是對你們還有憧憬，我不知道埃菲爾鐵塔下看著塞納河的波光粼粼是不是讓你動心，我不知道午夜深處巴塞羅那老城的喧囂是不是讓你覺得動人，但是它們對我有著旺盛的吸引力，并且一直都在。”

對自己生活的選擇權有多重要?擺脫來自于生存壓力的逼迫，選擇權大概是我們能夠獲得幸福的重要權利，在一個一個的人生岔路口前，我們擁有說不的權利，也能夠去追尋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們只能聽一聽年輕人不要老熬夜的老生常談，卻沒有辦法真正實踐，也許是在透支青春，我也想要獲得更好生活的選擇權。

我擁抱這個世界的渴望比誰都強烈，所以我要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