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他出生于天津一個書香門第。在他很小的時候，有一天看到母親捧著一本叫《紅樓夢》的書出神。后來，他終于明白了母親為何對那一本書如癡如醉，他甚至還產生了要英譯《紅樓夢》的想法。
1947年，正讀燕京大學的他，試探著寫了一篇紅學文章，發表在當年的《民國日報》上。文章恰被胡適先生看到，胡異常高興，主動給他寫了一封信。從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適先生共給他寫了6封信。從此，他走上了漫長艱辛的紅學研究之路。
1948年，他完成了《紅樓夢新證》這部被譽為“紅學方面一部劃時代的重要著作”。該書于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一時洛陽紙貴，三個月內連著再版3次，當年的研究者們幾乎人手一冊。這是紅學史上首部文史哲綜合學術論著。
因為研究《紅樓夢》，他從四川大學外文系調到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編輯，成了學界“紅人”；也由于這部書，他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變成了“資產階級胡適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的典型代表，由“紅”變成了“黑”：1968年被關進“牛棚”，差不多一年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勞動。別人都說他，“成也‘紅樓’敗也‘紅樓’”。然而，無論包圍在溢美之詞中，還是飽受他人的呵斥拷問，所有的一切都沒改變他對學術研究的忠誠。即使是在“五七”干校，每日勞動之余，他依然沒忘記自己的“本職工作”——讀《紅樓夢》，寫體會。
經歷了太多的艱難坎坷，他二十幾歲雙耳失聰，后又因用眼過度，兩眼幾近失明。可是老人依然每天工作、筆耕不輟，著書立說，先后撰寫了《紅樓夢新證》、《曹雪芹傳》、《紅樓奪目紅》等幾百萬字的紅學專著。他就是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第一人，是享譽海內外的考證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周汝昌。
人生是一個選擇的過程，可選擇之后應是無悔的付出。周汝昌在生命起程的那一刻就找準了前行的目標，有了方向的引領，讓他一次次撥開云霧，在生命的征程中用一生的時間朝著心中的圣殿穩步前行。可整個路程并不是寂寞的，因為他收獲了生命春天的同時，也收獲了夾岸桃花，一路風景。
（艾光裕薦自《中國人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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