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學會盡可能小心地使用不可能一詞。 ——溫何·花·布勞恩
兩三年前，一次經歷影響了我的信仰體系，以至于永遠改變了我對世界的看法。那時我參與了一個名為“生命之泉”的意在開發人自身潛能的組織。我和其他50人還接受了為期3個月的“領導才能工程”的培訓。某周的例會上，大家提出了一項富有挑戰性的舉措，從那天起，我對生命的意義有了新的理解。這項舉措意在為洛杉磯市1000名無家可歸者提供早餐。此外還要求搞些衣物來分發給他們。最要緊的是，我們還不能自掏腰包，不能動用本人的一個子兒。
可是我們中沒有一個人在餐飲業或類似行業里工作，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哎呀，這不是勉為其難嗎？”然而我們還被要求在周六上午做好所有這一切。現在已經是周四了，我更加預感做成這件事簡直是太不可能了。我想不光是我一個人如此認為。
環顧四周，我看到50張板得緊緊的、好像剛剛擦過的黑板的臉孔。沒有一個人對怎么著手這項工作有一點頭緒。然而更意想不到的是——既然沒有人站出來表態服輸，那我們只好硬著頭皮說：“是，可以，我們一定能做到，沒問題。”
于是一個人提議道：“那好，我們要分一下組。一組去搞食物，一組去搞廚具。又有一個人說：“我家有臺卡車，可用來拉家什。”
“太棒了！”我們嘰嘰喳喳地叫起來。
又有人補充道：“還要一組負責招待和募集衣物。”我還未及多想，就被任命為聯絡組組長了。
到凌晨2點鐘，我們列出一個單子，寫下所能想到的應做的每件事，然后把任務分配給每個小組。之后回家小睡一會。我記得我把頭擱到枕頭上時還在念叨：“上帝，我簡直不知怎么辦才好，一點頭緒都沒有……但是我們要全力拼一下。”
6點鐘，我被鬧鐘吵醒，幾分鐘后，2名組員來了。我們仨個和組里其他人要試著在24個小時之內為1000名無家可歸者提供早餐。
我們翻出電話號碼簿，給我們列出的每一個也許能幫上忙的人打電話。我第一個電話打給范恩合作總社。聽完我的說明，那邊告訴我說他們必須遞交一份要求供給食物的書面材料，而且需要2周才能獲準通過。我耐心地解釋說我們等不了2個禮拜，我們需要當天弄來，最好在天黑之前弄到。那個部門經理說她一個小時后給我回話。
我又給西貝格爾公司打電話，重申了我們的要求。老板爽然同意，真讓人喜出望外。我們一下有了1200個過水面包圈。等給扎基農場打電話想從那里搞到些雞肉和雞蛋時，我的呼機響了，同伴告訴我說他在漢森果汁公司搞到了一卡車新鮮的胡蘿卜汁、西瓜汁及其他種類的鮮果菜汁，漢森公司愿意把它們捐贈出來——這就像一個明確的本壘打讓左右衛忙亂起來。
范恩合作總計的部門經理回電話說她為我們搞到了各類食品，包括600個面包。10分鐘后又有人打來電話說他們打算捐獻500個玉米煎餅。實際上，每10分鐘都有一個組員打來電話告知他搞到了多少多少的東西。“哦，難道我們真能把這樁事辦好嗎？”我不禁想。
經過18個小時的緊張工作，我最后在半夜時驅車到翁紹爾面餅圈公司去拉800個面餅圈。我把它們小心地碼在客貨兩用車車廂的一邊，這樣我就有地方去裝那1200個過水面包圈（我已定好5點鐘內去拉它們）。
經過幾個小時必要的休息，我跳進車里，在西貝爾格公司的催促下，裝上那些過水面包圈（這時候我的車子聞起來像個面包爐）。然后直奔洛杉磯。已經是周六早上了，我真有些疲憊不堪。5點45分，我把車開進停車場，看到組員們在搭設工作爐、給氦氣球充氣，設置簡易廁所——我們什么都想到了。
我趕緊下車開始往下卸成袋的面包圈和一箱箱的面餅圈。上午7時，停車場門前排起了長隊。我們賑施早餐的消息在附近的貧民窟中不脛而走。排隊的越來越多，一直延伸到街上，繞了整個街區一圈多。
7點45分時，婦女甚至連小孩也加入就餐的隊伍中。他們的盤子中裝滿了熱炸雞、煮雞蛋、玉米煎餅、面包圈、面餅圈和其他食品。旁邊是一堆堆疊放整齊的衣物。到天黑時，這些衣物都會被領走的。喇叭里響著激動人心的演說：“我們就是世界。”我面前人頭攢動，不同的年齡，不同的膚色，都在盡情享用著早餐。到上午11點，食物發放完畢，總共讓1140名無家可歸者吃上了早餐。
后來自然而然地，我們工作人員和無家可歸者在一片歡欣鼓舞中隨著音樂跳起舞來。兩個無家可歸者來到我身邊，說這頓早飯是給他們準備的最好的東西，也是他們參加的第一次沒有發生沖突的食物賑濟活動，其中一個人緊握住我的手，我的喉嚨哽咽著。我們成功了，在不到48小時內為千余名無家可歸者提供了食物。這次經歷對我影響尤為深遠。時至今日，每當人們告訴我說他們想做什么事但又覺得沒有把握時，我會在心里說：“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曾那么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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