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我第一次采訪基辛格博士，那時我還在美國留學，剛剛開始做訪談節目，特別沒有經驗。問的問題都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比如問：那時周總理請你吃北京烤鴨，你吃了幾只啊？你一生處理了很多的外交事件，你最驕傲的是什么？
后來在中美建交30周年時，我再次采訪了基辛格博士。那時我就知道再也不能問北京烤鴨這類問題了。雖然只有半小時，我們的團隊把所有有關的資料都搜集了，從他在哈佛當教授時寫的論文，演講，到他的傳記，有那莫厚厚的一摞，還有七本書。都看完了，我也暈了，記不清看的是什莫。雖然采訪只有27分鐘，但非常有效。
真是準備了一桶水，最后只用了一滴。但是你這些知識的儲備，都能使你在現場把握住問題的走向。
記得我問他的最后一個問題是：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有很多共贏和合作的機會，但也出現了宗教的，種族的，文化的強烈沖突，你認為我們這個世界到底往哪去？和平在多長時間內是有可能的？
他就直起身說，你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隨即闡述了一個他對和平的理解：和平不是一個絕對的和平，而是不同的勢力在沖突和較量中所達到的一個短暫的平衡狀態。把他外交的理念與當今的世界包括中東的局勢結合，作了一番分析和解說。
這個采訪做完，很多外交方面的專家認為很有深度。雖然我看了那莫多資料，可能能用上的也就一兩個問題，但事先準備絕對是有用的。所以我一直認為要做功課。我不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人，但還算是一個勤奮的人。通過做功課來彌補自己的不足。
作為記者和訪談節目的主持人，我也許還有一個比較優勢，就是容易和別人交流。
1996年，我在美國與東方衛視合作一個節目叫《楊瀾視線》，介紹百老匯的歌舞劇和美國的一些社會問題。其中有一集就是關于肥胖的問題。一位體重在300公斤以上的女士接受了我的采訪。大家可以想象，一般的椅子她坐不下，寬度不夠，我就找來另外的椅子，請她坐下，與她交談。最后她說：我一直不知道中國的記者采訪會是什莫樣？但我很愿意接受你的采訪。我就為她為什莫？她說別的記者來采訪，都是帶著事先準備的題目，在我這挖幾句話，去填進他們的文章里。而你是真正對我有興趣的。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鏡頭面前也好，在與人交流時也好，你對對方是否有興趣，對方是完全可以察覺的。
我做電視已經17年了，中間也經歷了許多挫折。比較大的，就是2000年在香港創辦陽光衛視，雖然當時是抱著一個人文理想在做，至今我也沒有后悔，但由于商業模式和現有市場規則不是很符合，經歷了許多事業上的挫折。這讓我很苦惱，因為我覺得自己已經這莫努力了，甚至懷孕的時候，還在進行商業談判。從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只要你足夠努力，你就會成功。但后來不是這樣的。如果一開始，你的策略，你的定位有偏差的話，你無論怎樣努力也是不能成功的。
后來我去上海的中歐商學院進修CEO課程，一位老師講到一個商人和一個士兵的區別：士兵是接到一個命令，哪怕打到最后一發子彈，犧牲了，也要堅守陣地。而商人好像是在一個大廳，隨時要注意哪個門能開，我就從哪出去。一直在尋找流動的機會，并不斷進出，來獲取最大的商業利益。所以聽完，我就心中有數了——我自己不是做商人的料。雖然可以很勤奮地去做，但從骨子里這不是我的比較優勢。
在我職業生涯的前15年，我都是一直在做加法，做了主持人，我就要求導演：是不是我可以自己來寫臺詞？寫了臺詞，就問導演：可不可以我自己做一次編輯？做完編輯，就問主任：可不可以讓我做一次制片人？做了制片人就想：我能不能同時負責幾個節目？負責了幾個節目后就想能不能辦個頻道？人生中一直在做加法，加到陽光衛視，我知道了，人生中，你得比較優勢可能只有一項或兩項。
在做完一系列的加法后，我想該開始做減法了。因為我覺得我需要有一個平衡的生活。我不能這樣瘋狂的工作下去。所以就開始做減法。那末今天我想把自己定位于：一個懂得市場規律的文化人，一個懂得和世界交流的文化人。在做好主持人工作的同時，希望能夠從事更多的社會公益方面的活動。所以可能在失敗中更能認識自己的比較優勢。當然我也希望大家付出的代價不要太大就能了解自己的比較優勢和缺陷所在。
這一輩子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長。
我想說的是每個人都在成長，這種成長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
也許你在某種場合和時期達到了一種平衡，而平衡是短暫的，可能瞬間即逝，不斷被打破。成長是無止境的，生活中很多是難以把握的，甚至愛情，你可能會變，那個人也可能會變；但是成長是可以把握的，這是對自己的承諾。
我們雖然再努力也成為不了劉翔，但我們仍然能享受奔跑。
可能有人會阻礙你的成功，卻沒人能阻止你的成長。
換句話說，這一輩子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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