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
喇叭花又稱牽牛花，細細的藤蔓上綴著一個個色彩斑斕的花，寧靜而絢麗地編織著田園詩意。而村里的那兩只喇叭遠沒有喇叭花的羞澀恬靜，像兩只惡狗張著大口吐著長舌安臥在村辦公室門前的木桿上，受村“革委會”主任老豁的支使咬人，對地主富農是家常便飯；老豁看誰不順眼，一句話就可以把誰打成壞分子，喇叭就可以隨便對著誰咬。村里膽小的人一聽喇叭喊自己的名字，褲襠立馬就濕漉漉的。有一次我父親正捧著碗蹲在門沿上喝稀飯，猛然聽到喇叭里喊自己的名字，飯碗即刻從手里掉下摔成了兩瓣，所幸的是老豁讓我父親吃完早飯后幫他家壘院墻。為了這只不應該損失的粗瓷碗，母親心疼地嘟囔了好幾天。
從上小學開始，喇叭就走進了我的生活。盡管我五音不全，其貌不揚，可我一直是學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員，演節目、掛標語、貼大字報，幾乎成了我小學的全部內容。在胸懷祖國的同時，我們還放眼世界，美國佬的炸彈扔在越南國土上，疼在我們心上，吃罷晚飯我們自發組織在街上對著清冷的天空“聲援”越南人民。我們當然沒資格動用村里的喇叭，那是老豁的專用工具。我們只能用雙手在嘴邊圍成喇叭形狀扯著嗓子大喊“美國佬從越南滾出去”。當然，我們在遙遠的中國北方偏僻農村的“聲援”，越南人民聽不到，美國佬也聽不到，“革委會”主任老豁卻聲聲入耳，常常難眠，就隔著院墻罵：“深更半夜的還驢叫，都滾他娘的回去。”于是，美國佬沒有滾回去，我們自己先灰溜溜滾了回去。
我與喇叭的緣分一直延續到成年。雖然新聞傳播手段都已到了數字化時代，可在鄉親們眼里新聞廣播依然等同于喇叭。我到邯鄲人民廣播電臺工作的不久有一次回老家，談起工作，二叔就問我：“你也天天在喇叭里喊？”我說不是，二叔馬上就明白了：“對對，你們那兒的喇叭肯定也是支書管著哩。”我哭笑不得。
二叔自作聰明的猜測也許有他自己的道理。不過，后來在鄉下采訪時我倒是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到某個村找支書村長，不用打聽，沖著喇叭走就成。喇叭從村辦公室移至村干部家，是集體權力個人化的一種表現，還是喇叭尋求權力庇護的出逃？
但無論如何，現在的農民對喇叭的敬畏之心已大大減少，喇叭的平民化大大增強，誰家丟了豬羊雞狗、賣生產資料的新進了農藥化肥種子等等，都可以走進支書家，遞一根煙打個招呼就可以在喇叭上廣播幾句。喇叭的功用也在轉變，有鄉親們喜歡的歌曲戲劇相聲，也有村干部催糧催款結扎的聲嘶力竭。
盡管喇叭的神秘感沒了，但并沒有多少農民別出心裁地弄兩個喇叭掛在門前炫耀，除非紅白喜事。其原因，一是沒有浪費錢財的必要，更主要的是在他們心目中，喇叭是權力象征的意識依然存在，好像喇叭就是支書村長行使權力的官印，普通百姓掛在門前有點不倫不類。然而，這種意識并不是普通現象，有的農民就把喇叭作為與村干部抗衡的手段。我的同學王付印就如此。
王付印與我同歲，高中畢業我考上學參加了工作，他落榜回家當了農民，由于兩人居住的村莊距離較遠，畢業后幾乎沒有交往。對于他的情況，我也是從其他鄉下同學那里聽來的。他開過小賣鋪、辦過私學、成立舊貨市場，在周圍十里八鄉是個響當當的人物。可他就是與村干合不來，每年收征購提留時，王付印都要到縣里打聽清楚標準后，回村用大紅紙寫上張貼在大街上，提醒村民，防止村干部搗鬼。這引起了村干部的不滿，常常是他前邊張貼，村干部后邊派人撕掉。此招失靈，王付印干脆買了兩個高音喇叭掛在自家門前，改變了傳播方式。喇叭電線常在夜里被人剪斷，他便把喇叭掛在院內樹上，繼續他的抗衡。不成想，夜里竟有人用磚頭向喇叭瞄準投擲。
分別二十多年后，今年初春王付印突然來單位找我，要我幫他。原來村里選一名縣人大代表，鄉里指定的人落選，王付印以高票當選。可鄉里硬說他拉選票舞弊，選舉作廢。王付印不服氣，請我對此事進行公開報道。
請示領導后，我遂前去采訪，剛到村南就被鄉村兩級干部若干人“熱情”攔住，其中兩個鄉干部是我在縣里工作時的同事。他們向我陳述他們的理由，指責王付印種種行為。
采訪沒有成功，離開村子時聽見村西頭王付印家的喇叭正在播誦《選舉法》，地方味兒很濃的普通話，沙啞沉悶，我聽出是王付印的聲音。
回單位后縣里和鄉里又托熟人告訴我不要介入此事。為避同學之嫌，也為了種種人情，幾天后我給王付印打了一個電話，以新聞紀律等理由來搪塞，聽了我的解釋，王付印愣了十幾秒后，有些氣忿地說：“我就知道你不敢說真話兒。”
我默認王付印的指責，我知道自己圓滑的卑劣，因為田園詩意的質樸，對于我已是遙遠的奢望。喇叭是喇叭，不是喇叭花。
神婆
我真的沒有想到明聲嫂會稱為神婆。
明聲哥是我遠門堂哥，其實他比我父親還大一歲，從小爹死娘嫁，在討飯的路上遇到劉鄧大軍，當了一名通訊員，大別山一場惡戰一個營就剩下他一個人，當時他外出送信未歸。在抗美援朝時丟了一條腿，回國后轉業到了沈陽一家公司。1961年給國家減擔子，又瘦又矮的明聲哥回老家時領了一個高大漂亮的東北女人。
來自大城市的明聲嫂在我們這個偏僻小村絕對是鳳毛麟角，除了見識、口音和生活習慣外，還有一個與大多數村民不同的地方就是不信鬼神。而我們村神仙敬奉的氣氛相當濃厚，說民俗文化也好，說原始信仰也罷，村人不管這些，只要實惠有用，不管你神仙的來路和流派，都統統拿來頂禮膜拜。我們村從西往東依次是奶奶廟、土地廟、關帝廟、三官廟、楊仙。
明聲嫂有文化是黨員，回村不久就當上了婦女主任。受環境影響，我們村里男女老少對這些神仙大都恭而敬之，包括“革委會”主任老豁，盡管他赤膊紅臉在村里造了反，可對這些神廟卻不敢亂動一指。明聲嫂則不一樣，見人們燒香磕頭許愿，她總是撇撇嘴角，一臉不屑，更不允許明聲哥在家里供神。村人對她的特立獨行也不責怪，人家畢竟是城市來的嘛。
“文革”開始后，明聲嫂帶著年輕人破“四舊”，把村里所有的神廟和神具都砸了個稀巴爛，鄉親們背后都叫她“生瓜蛋子”。我奶奶在炕洞藏了一個泥胎菩薩像和幾個香爐，被明聲嫂帶人搜出后，專門開了我奶奶的批斗會，為此，奶奶恨得咬牙切齒，至死都不跟明聲嫂說話。村東那棵號稱楊仙的粗楊樹也讓明聲嫂帶著一伙年輕人給刨掉了。
明聲哥無兒無女，不但腿殘，由于戰爭年代惡劣的環境條件還落下了嚴重的氣管炎和關節炎，生產隊時集體照顧工分，靠明聲嫂一人勞動，日子還過得去。土地分包到戶后吃的不愁了，但明聲哥的病越來越嚴重，撫恤金遠不夠支付藥費，沒辦法，明聲嫂就用排子車拉著明生哥步行二十多里路到縣里有關部門討藥費。縣財政困難，就往鄉里推，明聲嫂就拉著明生哥去鄉里找，找的次數多了，煩了，就與人爭吵，書記鄉長就訓斥明聲嫂：“你還是老黨員呢，這點覺悟也沒有，不知道鄉里也困難嗎？”這一句似乎擊中了她的要害藥物，明聲嫂就低下頭抹抹眼淚拉著丈夫回家。那時我還在縣里工作，見了我她就眼淚汪汪地嘆氣：“兄弟，你看我這命，年輕時候體諒國家困難，我跟著你哥回農村吃苦，現在老了干不動了，國家還是困難，咱是黨員，厚著臉皮硬找，自己也心虛。”
從公家討不到醫藥費，明聲嫂就自己想法解決，起早貪黑，養豬養羊，千方百計掙錢給明聲哥拿藥治病，她住的兩間土屋一下雨就漏水，盡管窮得叮當響，可每年的公糧她總是第一個交到糧站。別人善意地提醒她，明聲是有功之人，你家里窮，完全可以不交。可明聲嫂還是照交不誤，她私下對我說：“我和你哥都是黨員哩，咋著也不能讓人家說咱沒覺悟。”
盡管明聲嫂盡心盡力，可明聲哥是老病根，整天病懨懨的不見好轉，明聲嫂常到鄰居二嬸家嘆氣落淚，二嬸是神婆，就安慰明聲嫂：“現如今求人不如求神，你要是不嫌棄，我幫你在楊仙那兒禱告禱告。”一來二去，說的多了，明聲嫂無奈之中也就動了心，就常常在夜里偷偷隨二嬸到楊仙前燒香磕頭，乞求保護。同時在二嬸指點下把在楊仙西側的明聲哥的爺爺和父親的墳遷走，找風水先生看了穴地重新安葬。
去年春節我回老家，明聲嫂來串門，進門直奔主題，村里集資蓋廟，要我捐款。她說自己當年不該帶頭砸廟，得罪了鄉親們，也得罪了楊仙，自己現在無依無靠，是報應。她說自己晚年最大的一個心愿就是集資為楊仙再造一座新廟，免得死后到陰曹地府受罪。她對我說，要不是咱村老楊仙保佑你，你就吃不上公家飯。要我多拿一些錢，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她。
今年的清明節我回老家給母親上墳時，明聲嫂牽頭張羅的楊仙廟已經完工，她和那些神婆們一樣打著扇鼓有板有眼地在廟前跳著，嘴里絮絮叼叼祈禱著什么，初春的寒風零亂著她的白發。當年那個風風火火破“四舊”的明聲嫂怎么都難與眼前的她對上號。
算命
有一位對《易經》頗有研究的朋友看了我的手相和面相后說，你這人沒有大福大貴，也不會有災大難，一輩子平平淡淡。他的話使我甚感欣慰，因為作為一個在城市討生計的鄉下人，能夠平平淡淡就已經算燒了高香，還敢期望在物欲橫流人心叵測的社會里得到更多的什么？
在這之前，我和我們村的大多數男人一樣，對算命一向持排斥態度，就像城市排斥我們這些鄉下人一樣。也許是自卑心理作崇，我總覺得脫胎于農村的城市，對農村有一種排斥感，包括一些出身農民的城市人，不知是城市的進步文明讓他們對比出了農村的落后愚昧，還是命運的改變讓他們有了驕傲的資本。說實話，我并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我對算命的排斥源于幼時在鄉村的一個具體事實。那時，聽到清脆的梆子聲，我放下碗就往街里跑，知道胡瞎子來了。我不明白小時為何對胡瞎子那么感興趣，雖然我并不想請他算命。
胡瞎子是鄰村胡莊人，隔一天來我們村一次，很準時，手里的槐木梆子是他進村的前奏。那會兒算命也屬“四舊”，胡瞎子就格外小心，走幾步停下敲幾下梆子，大聲背一段毛主席語錄或唱“天上布滿星，月兒亮晶晶，生產隊里開大會……”，聲音凄婉悲涼，同時他也在支愣著耳朵觀察人們的反應，相信確實沒有村干部在場，便找一避風墻角坐下，有節奏地敲著梆子招徠生意。算一卦三五毛錢或兩碗稀飯一個窩頭。
算命的大多是中老年婦女，村里的男人們都不相信，我父親就說：“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亂想不中用，胡瞎子算卦不能信。”村人不相信胡瞎子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從胡莊傳來的。胡瞎子夏天總是喜歡摸索著蹬梯子到平房頂上睡覺，天明后摸著房檐找梯子下來，有一年麥收后鄰居男人邀胡瞎子去村外生產隊的麥場上睡，說那里涼快。第二天天亮人們卷起草扇子回家拿著工具下地時，見胡瞎子還在麥場上雙手摸索著，人們問他找啥，胡瞎子說，咋我找不著房檐兒在哪兒哩？原來他還以為自己睡在平房頂上。
不信歸不信，可一旦有了解不開的心事，走投無路之際也有男人找胡瞎子尋求心理安慰。比如我的四爺，從三十六歲開始吃了飯就吐，家窮孩子多，舍不得請醫生吃藥，就花三毛錢請胡瞎子算卦，胡瞎子問了生辰八字，信誓旦旦地說，沒事兒，你的壽限在七十八歲。結果四爺就在家硬撐著，終于在三十八歲那年吐了一場大血后離開了世界。
我參加工作后遠離了村莊，也遠離了胡瞎子的梆子聲。偶爾回家住幾天也聽不到那熟悉的梆子聲，我問父親，父親說胡瞎子在外地算卦，本地掙不了錢。
前年深秋一個周日的中午，我在街上閑逛，忽聽身后有梆子聲，轉身一看竟是胡瞎子，他臉色紅潤地從飯店走出來，一邊打著飽嗝，一邊敲著梆子。我好奇地尾隨胡瞎子來到沁河北岸便道上，原來這里是一個算命占卜的市場，十幾個姿態各異的人坐在便道上，面前鋪著一塊紅布，上面寫有相面大師、易經大師等自我推介的廣告詞。想不到改革開放竟也給胡瞎子帶來了新機遇。
從此我便留意起了胡瞎子，周末總是有意無意到沁河北岸便道上走走，每次都見胡瞎子面前或多或少有人在聽他解釋預測命運，其中有珠光寶氣的女人，也有干部模樣的占卜者。去年父親來邯鄲過冬，閑談時，我說了胡瞎子的事，父親皺了皺了眉，說：“也真日怪了，城市人真是吃飽撐的，咋也信胡瞎子的胡言亂語？”沉默了一會兒，父親又自言自語道：“天無絕人之路，都不信胡瞎子他靠啥吃飯？”
父親和我一樣，對算命的排斥都來自于對胡瞎子的了解。然而他老人家也許沒有考慮到，更多的城市人對胡瞎子是不了解的，況且土地上土生長的有些東西比五谷雜糧更容易讓人吸收。更何況中國大多數城市是眾多鄉村的組合體，城市對農村有排斥，也有內在的千絲萬縷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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