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再難出貴子”是近年來一個頗受關注的社會問題。可以說，這是個殘酷的社會現實，從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北大、清華等名校招收的學生中，農村學生特別是農村貧困家庭的學生比例下降即是一個佐證。
當然，這一現象與大街小巷處處可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所提倡的“公正”背道而馳。因此，似乎為了某種糾偏，北大、清華等全國46所高校已啟動農村學生專項招生，錄取優惠分值最高可降60分。
清華啟動“自強計劃”，面向邊遠、貧困、民族等地(區、縣)(含縣級市)及縣以下高中，招收農村學生。錄取人數不超過年度本科招生計劃總數的5%，約達170人。
北大則啟動的“筑夢計劃”，以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優秀農村學生，主要面向邊遠、貧困、民族等地區縣(含縣級市)及縣以下高中勤奮好學、成績優良的農村學生。
這種象征性的彌補措施，能多大程度促進公平?我對此抱有懷疑。在考生“身份”認定中，確定出誰能享受這一優惠政策，其中就有著相當大的人為因素。與硬碰硬的考試相比，真正的農村生或貧困生在獲取政策惠顧的資源比拼中更處于劣勢。考慮到以往各種加分、保送政策，成為豪門家庭營私舞弊的重要路徑，誰能保證，面向農村學生降分的專項招生，不會成為有能量家長又一舞弊渠道?
而且，我之所以認為這種彌補措施是“象征性”的，乃是因為，這十幾年來，因為基礎教育的資源分配的顯失公平，才導致了農村學生特別是貧寒家庭的學生考入名校越來越少。基礎教育是因，高等教育是果。不從“因”上解決問題，僅僅在“果”上做某些象征性彌補，那只是應對輿情的宣傳，很難促進實質性的公平。
在改革開放后，恢復高考制度最初的十幾年內，城鄉的基礎教育也是不平衡的。鄧小平曾為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這“三個面向”成為一個時期教育之圭臬。可再深思一下，為什么是對景山學校題詞而非某所鄉村小學?景山學校是一所什么樣的學校?這本身就說明問題。
但是，我也要說，那個時期基礎教育的不平衡程度，遠不如現在。這種不平衡加大的趨勢，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家庭對孩子基礎教育所需的實際投入越來越大——而這種投入加大是以“加強素質教育”為名的;二是優質教育資源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流入造成的“馬太效應”越來越明顯。
以我生長的湘中農村為例。我家所在的那個自然村有700多人，在1999年以前，是遠近聞名的“讀書村”。本村最為輝煌業績是：1984年，一位陳姓老兄高考成績是湖南省理科第一名，他那年16歲。一時間，山村沸騰了，整個縣也沸騰了，他被北京大學錄取，現居美國。
像我這樣考入蘭州大學這類低調名校的人，則是等而次之了。我和這位老兄所讀的小學、初中是同一所，他所讀的高中是縣一中。如果要說教學條件，那可真是簡陋。我們所讀的小學現在不復存在了，好些年前被撤并，原址成為養豬場。
這位陳姓老兄和我就讀該小學時，全校只有5個班(一到五年級各一個，當時小學是五年制)，五位老師全部是民辦教師，最高學歷是高中畢業，他們在教學之余還要回家耕種責任田。我們所就讀的初中位于一個山坳上，連圍墻都沒有，操場是泥巴地，我倆先后就讀時，班主任兼語文教師恰好是同一人，這位老師是我同村的叔叔，當時也是民辦教師(我初三那年轉正)。
這種簡陋教學條件下能出基礎教育大省“理科狀元”，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奇跡。這個奇跡頗能說明些問題。在當時，盡管基礎教育資源分配不平衡，但貧困地區天資聰穎而勤奮的學生脫穎而出的機率遠大于現在。
原因也很簡單：一是那時候教學內容和考試的內容相對較窄，學生自身素質以外的因素決定性作用不如現在，而且考試的標準比較剛性;二是家長對孩子基礎教育也不需要現在這么大的投入。
再以我那個小山村的“高考奇跡”為例，當時我們小學每學期收費2元5角，此外買幾本教材幾支鉛筆和練習本就行了。老師的水平高固然好，即使水平差，天分高的學生將有限的幾本教材讀懂并不難，進而融會貫通，相比較城市里的學生，差距并不大。所以那時候，我們湘中農村對孩子教育的保障就是：給他交學費，讓他吃飽飯。如此足矣!
可現在呢?九年制義務教育免除學雜費，可大多數家長對孩子基礎教育實際投入是增長的。農村子弟特別是農村的貧寒子弟，很容易輸在“起跑線”上。小升初、中考乃至高考名堂越來越多，學習成本越來越高。各種加分條件，往往被父母有能量的學生享有，各種各樣的“素質教育”的投入，遠非農村孩子的家庭能夠承擔。
再加上這些年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農村空心化，農村的孩子不是隨著父母進城就讀打工學校或借讀在條件較差的郊區學校，就是跟著祖父祖母留守在家。這樣的情形下，要出陳姓老兄那樣的“高考奇跡”幾乎不可能。
明代科舉的考試范圍限定在“四書五經”，最重要的科目是八股文寫作。這種考試模式后來被許多人詬病為僵化，禁錮人的思維。其實這種考試標準是比較公平客觀的，將“四書五經”背熟讀通并能寫出優秀八股文的人，要具有相當的素質。
重要的幾場考試內容限定“四書五經”，形式主要突出八股文和試帖詩(策論則可考察一個人的知識面和綜合分析能力)，對貧寒子弟是大有好處。“四書五經”，貧寒子弟也能買得起，再加上勤奮或者天資不低，和權貴子弟相比劣勢并不明顯。所以湖南湘鄉偏僻山鄉荷葉塘的農家子曾國藩能考進士、點翰林。
古代有“窮文富武”之說，學文并不需要很大的投入，幾本書就行。學武則不一樣，光那些裝備就是不菲的支出。如果那時候的科考以“素質教育”為名，范圍擴大，二十三史、歷代文豪的文集都在考試之內，那貧寒家庭的子弟恐怕只能望洋興嘆了。曾國藩在第二次科考落第后回家途經南京時，才借錢買了套二十三史。
隨著家長對孩子家基礎教育投入不斷加大的同時，這些年優質教育資源也加大向中心城市流入。在恢復高考最初的十幾年內，由于教師流動相對不自由，也由于學校硬件對教學效果影響不如現在這么大。往往有好老師在偏僻、簡陋的學校內教授刻苦的農家子。如我所在的新邵縣，新邵一中在縣城，自然是師資力量、教學條件最好的，但另一所高中新邵二中，地處最為偏僻的坪上鎮，該校是清末著名紳士周叔川創辦的，歷史悠久，學風篤實。因此，二中憑一區(當時幾個鄉組成一個區)的生源，高考成績不亞于一中甚至時有超越之。
不獨我的家鄉，像甘肅會寧、江西上栗，都是偏僻之地而有名校。這些年教學資源的分布則是“奉不足而補有余”，鄉鎮好的老師流向縣城中學，縣城中學的好老師流向省城或者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以湖南為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每年高考文理科的前幾名，一多半分布在各縣的中學，而現在，多集中在省城幾所名校和幾個地級市城區中學。各縣的名師被省城中學挖走，一些家庭條件尚可的優秀生源也紛紛去省城讀高中，家庭貧困的優秀學生則留在本縣讀高中。這樣的情形下，貧寒子弟勤奮學習的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無法與家庭優越的學生相比。
“寒門再難出貴子”是社會變革中不公平加劇的縮影。北大、清華等高校對農村學生的專項招生當然無法改變大的社會環境，而只是大環境的產物。盡管我對其效果不樂觀，但總算聊勝于無，只是祈望這項政策別走樣，別和那些加分政策一樣成為有能量家長的又一個“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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