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的童年
我是看科幻小說長大的。高中時，我連坐校車上下學時都在讀著科幻小說。這些書將我帶到另一個世界，滿足了我無止境的好奇。每當我在學校，我總是在樹叢中尋找一些“標本”——青蛙、蛇、昆蟲……我把它們放在顯微鏡下觀察。我總是試圖認知這個世界，想找到它可能的邊界。
我對科幻小說的熱愛或許是那個時代的寫照。60年代末期，人類登上了月球，去了深海。通過電視，我們看到了不同的動物和地方。這都是我們不曾想象的。這種氛圍中，我不知不覺地喜歡上了科幻小說。
每當我看完小說，故事中的影像就會在我腦海中不斷放映?；蛟S是因為創造力必須找到一個發泄方式，我開始畫外星人、機器人、飛船……我甚至會在數學課上在課本的背面畫畫。
對科幻小說的不斷接觸讓我想到：外星人不一定生存在外太空，他們很有可能就生活在我們星球上。所以15歲時，我決定成為一個潛水員。而當時實現夢想唯一的問題是我生活在加拿大的一個小山村，離最近的海有6英里遠。
但我父親并沒有讓這成為我夢想的障礙，他在邊境對岸的美國紐約州布法羅找到了一個潛水培訓班。于是我便在布法羅的一個泳池里獲得了潛水證書。直到兩年后，當我們全家搬到加州，我才第一次有機會真正地潛水。
在這之后的40年里，我在海底大約總共花了3萬個小時。大海如此豐富多彩，眾多神奇的生物生活其中。比起我們的想象力，自然的想象力完全沒有邊界。我想，至今我對大海的了解還是很少，但我對海洋的好奇卻一直延續著。
電影魔法師與科學體驗
但長大后，我并沒有成為一名潛水員，我選擇的職業是電影。我喜歡講故事，畫圖畫，電影看起來是最合適的工作。當然，我講述的故事都是科幻的——終結者、外星人等等。
我也將我對潛水的熱愛和電影融合在了一起。拍攝《深淵》時，我有了一些有趣的想法。當我們要塑造一個水狀的生物時，我們使用了“計算機生成動畫”——cg。cg的應用產生了電影歷史上第一個軟表面、電腦制成的形象。雖然這部電影使公司差點虧本，但全世界的觀眾被這種新技術所震撼。
根據亞瑟·克拉克定律——任何高難度的技術和魔法沒有什么區別，很多人覺得自己看到了一些“神奇”的東西。這使我感到很興奮。我想cg應該被用到電影藝術中去。
所以，在我接下來的電影《終結者2》中，我把這種技術又推近了一步，創造了一個金屬人。我又變了一次魔術。這部電影很成功，我們賺了一些錢。
作為一個電影人，我看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全新的未來。于是我和好友斯坦·溫斯頓創立了一家公司，叫做“數字領域”。公司的概念是要跳過普通的電影制作直接進入數字電影制作。我們也是這么做的，這也使得我們在一段時間內有了一定的優勢。但在90年代中期，我發現我們有些落后了。
我寫《阿凡達》這部電影，就是想要推動整個視覺體驗以及動畫效果的進步。讓電影人物跳出人們想象的框架，完全用動畫效果詮釋人物表情。但一開始，員工告訴我，他們還沒有能力做到。于是我把《阿凡達》放在了一邊，轉而制作了另一部電影——《泰坦尼克號》。
在為《泰坦尼克號》尋找投資商時，我告訴制作人這是一部關于愛情的電影。它的故事就像羅密歐與朱麗葉一樣凄美動人。而事實上，我自己真正想做的是，潛入海底探尋真正的泰坦尼克號。這是我的真心話，電影公司并不知道。
我告訴他們，我們要沉入海底，拍攝泰坦尼克號真實的畫面。我們將把這個片段放在首映式上展現，這將會引起很大的轟動，票房也會很好。令人意外，電影公司真的同意出錢，支持我去探索泰坦尼克號。
雖然到現在我仍覺得有些瘋狂，但這就是“想象創造了現實”。兩個月后，我在北大西洋的一艘俄羅斯潛艇里用肉眼看到真正的泰坦尼克號。
《泰坦尼克號》的拍攝體驗給我很大震撼。雖然我們要做很多準備工作，但令我震驚的是，這次深海拍攝就像是一次外太空旅行——尖端的科技，繁雜的計劃，環境的危險，我仿佛置身于一本科幻小說中。
我發現我們可以想象一個生物，但是我想我永遠無法想象出透過潛艇窗所看到的那些生物。我看見了一些我從未看見的東西，也看見了一些從來沒有被人看見過的東西，因為當我們拍下它們時，他們還沒有被科學所描述。我被震撼了。我必須做更多。
在《泰坦尼克號》成功后，我做了一個決定：暫停我的主業——好萊塢導演，做一段時間全職探險家。于是我們開始策劃一些探險。在自動探測車幫助下，我們去了些危險的地方。我們發明了技術，對泰坦尼克號殘骸做了一次全面勘測，使它再次重現在人們面前。
通過一種會飛行的自動探測儀，我可以坐在一個潛艇里探索泰坦尼克號的內部。當我在操作儀器時，我的腦子就像是在這些探測儀中。我感覺我自己真的到了泰坦尼克號上。這是一種最令人興奮的似曾相識的感覺。我知道假如我在這里轉個彎，我將會看到什么。因為我已經在另一個完全一樣的泰坦尼克號復制品上工作了好幾個月。
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體驗。它讓我感覺到，遠程監控的能量。你的意識可以被注入這些機器或注入另一種存在中。這種體驗非常深刻?；蛟S幾十年后，當半機器人出現，或者任何后人類生物出現時，人們會對這種感覺習以為常。
在這些探險之后，我開始真正感謝這些存在于海底的生物。這些生物基本上對于我們來說就是外星生物。它們生活在一個化學合成的環境之中。它們無法像我們一樣存活于太陽之下。同時，從小被科幻小說影響的我對于太空科學也非常感興趣。
我進入了nasa的顧問委員會，策劃真正的太空行程，讓宇航員帶著3d攝像機進入太空站。這些非常有趣，但我真正想做的是將這些太空專家帶入深海，讓他們看看深海，取一些樣本。所以我們既做了紀錄片，也在做科學。這些事業將我整個人生很好地整合了起來。
發現團隊的力量
在發現的旅途中，我學到了很多。我學到的不僅僅是科學知識，還有領導力。很多人以為作為導演，就一定具有很高的領導力。但我卻是從這些探險中學到如何帶領團隊。
在探險時，有時候我會問自己，我為什么會在這里?為什么要做這些紀錄片? 我從中得到了什么? 我們并沒有從這些紀錄片中賺錢，還差點虧了本。我也沒有賺到名聲。很多人以為我在《泰坦尼克號》之后就一直躺在沙灘邊享受。
那我在做什么呢?我做這些其實只是為了這件任務本身。為了挑戰——海洋是現存最危險的環境;為了發現;也為了一種奇怪的關系——一個由很少人組成的緊密團隊。我們這10到12個人在一起工作了很多年。有時要在海里一起工作2到3個月。
在這種關系中，我發現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尊重。我在這里為了你，你在這里為了我。每個人做的工作都無法向其他人解釋。我們必須建立起一種關系，建立尊重。
當我開始拍攝《阿凡達》時，我試著將這種互相尊重的領導力原則應用在電影拍攝中。很快情況就改變了。在《阿凡達》拍攝過程中，我的團隊也很小，也在未知領地工作，創造新的科技，這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挑戰。四年半時間，我們成為了一個家庭。這完全改變了我以前拍電影的方式。
有評論文章說，卡梅隆把海底的一些生物放到了潘多拉星球上是其影片成功的原因，而對于我來說，做事的基本法則以及過程本身改變了事情的結果。
最后，總結一下。我學到了什么?
第一：好奇心，這是你擁有的最重要的東西;
第二：想象力，這是你創造現實最重要的力量;
第三：對團隊的尊重，這是比世界上其他定律更重要的定律。
有不少年輕電影導演向我討教成功經驗，我對他們說：“不要給自己劃定界限。別人會為你去劃邊界，但你自己千萬別去。你要去冒險。失敗是你其中一個選項，但畏懼不是。從來沒有一次探險是在有完全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完成的。你必須愿意承擔這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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