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喬布斯的傳奇故事顯然是硅谷的創世神話：在眾所周知的車庫中開始創業，然后把企業打造成了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他并不是很多東西的直接發明者，但是在整合創意、藝術和技術方面，他是一位大師，他用他的方式不斷地創造著未來。在領略到圖形界面的魅力之后，他用施樂（Xerox）做不到的方式設計了Mac電腦；在享受了把一千首歌放進口袋的樂趣之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創造出了iPod音樂播放器，而擁有資產和傳統的索尼卻從未能實現這點。有些領導者因富有遠見而能夠創新，有些則通過專注細節來創新。這兩方面喬布斯都堅持不懈地做到了。
他革新了六大產業：個人電腦業、動畫電影業、音樂產業、手機產業、平板電腦業和數字出版業。你甚至可以再加上第七行業：零售業——雖然喬布斯沒有對這一行業進行革新，但是他確實進行了重新構想。一直以來，他生產的不但是創新性的產品，還在他的第二次嘗試中創造出了一家刻有他DNA的不朽的公司：這個公司充滿了有創意的設計師和大膽的工程師，他們能夠實現他的愿景。
因此，喬布斯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商業領袖，從現在起百年內他注定被人銘記。歷史會把他放在英雄殿堂中僅次于托馬斯·愛迪生和亨利·福特的位置上。他超越了與他同時代的其他人，融合了詩歌的美麗與處理器的力量，他創造出了革命性的創新產品。他同時有一點殘暴，這使得與他一起工作的人在充滿靈感的同時也有點惴惴不安。籍此，他創立了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至少在上個月它做到了（譯注：蘋果公司九月成為了市值最高的公司）。他為公司的基因注入了設計的敏感、完美主義和想象力，使蘋果即便在幾十年后，也仍是一家將藝術與科技最佳融合的公司。
在2004年的初夏，我從他（指喬布斯）那里接到一個電話。在過去幾年里，他對我一直很隨意很友好，偶爾也會關系緊張，特別是在他發布新產品并希望（產品）能出現在《時代》的封面上或者CNN的專題中的時候。這兩家媒體都是我工作過的地方。但是由于我已經不在上述任何一家工作了，所以我對他的情況知之甚少。我們聊了一會阿斯平研究所，一家我最近剛剛加入的機構，我邀請他到我們科羅拉多的夏令營來演講。他說他樂意過來，但是不想上臺演講。他反而想散散步，以便能和我一起聊聊。
這似乎有點奇怪。我那時還不知道他喜歡散步時進行嚴肅的談話。原來他希望我能寫一本關于他的傳記。我當時剛出版了一本本杰明·富蘭克林的傳記，正在寫一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傳記。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半開玩笑地說，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了那個傳記序列的自然的后繼者。因為我覺得他仍然處于動蕩的職業生涯的中間，仍然還有更多的起起伏伏去感受，所以我提出了異議。等等吧，我說，可能是10年或者20年之后，等你退休了吧。
但是我后來意識到，他給我打電話時正好是他因為癌癥要進行第一次手術之前。因為我目睹了他用頑強的毅力和驚人的情感浪漫主義與病魔抗爭，我開始發現他內心深處引人注目的一面。我意識到他的個性在他創造的產品中是那樣的根深蒂固。他的激情，他的心魔，他的欲望，他的藝術性，他的胡作非為，他的控制欲都緊密地與他的商業方式結合在一起，因此，我決定試著把他的故事作為一個創造性方面的個案研究寫出來。
將喬布斯的性格與產品緊密相連的統一場論，來自他最突出的特點——他的積極態度。這點在他高中時就已經表露無遺。那時，他開始了他堅持了一輩子的飲食控制實驗——通常只吃水果和蔬菜——所以他就像小靈犬一樣又瘦又緊實。他學會一眼不眨地盯著人看，他喜歡在長時間的沉默中時不時地爆發一段語速很快的講話。
這種積極的態度鼓勵他用二元論看待世界。同事們都能歸在英雄/白癡二分法里；你要么是英雄，要么就是白癡，有時一天里就能輪番扮演這兩個角色。對于產品，創意甚至是食物也都是如此：有些東西要么是“有史以來最好的”，要么就全然糟透了。他能嘗出常人根本無法分辨的兩種鱷梨，并聲稱一種是有史以來最棒的，另一種根本不能吃。
他將自己看成個藝術家，這使他對設計的激情不斷地增強。80年代早期設計初代麥金塔電腦時，他不斷強調，設計應該“更加友好”。這個理念，與當時電腦硬件工程師的相左。他的解決辦法是把Mac的前臉做得有點像人臉，他甚至把顯示器上的塑料條做得薄了些，使它不會像張粗眉的尼安德特人臉。
他能憑直覺理解一件合宜的產品傳達出來的信號。當他和他的老設計搭檔喬納森· 艾維1998年造出第一臺iMac電腦時，艾維決定應該在它頂上安個把手。與功能性相比，體現得更多的是趣味性跟標志性。那是部臺式電腦。不會有很多人拎著它到處跑。但這能散發一種信號，告訴你不必害怕這臺機器；你能觸摸它，它會聽你的號令行事。工程師唱了反調，說這會增加成本，但喬布斯堅持要安上它。
對于完美的不懈追求，使得他對蘋果公司的每一件產品都進行端對端地控制。大多數的黑客和電腦愛好者都喜歡自行定制、調試電腦，為電腦加設各種各樣的東西。在喬布斯看來，這對無縫式的用戶體驗是一種威脅。他最初的搭檔，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一名黑客大師——不同意這種觀點。他想為蘋果二代機（Apple II）添置八個插槽，以方便用戶嵌入他們可能需要的小型電路板和外設。喬布斯很不情愿地予以贊同。但是幾天之后，當他設計麥金塔電腦時，喬布斯依然我行我素。沒有額外的插槽和端口，他甚至使用特殊的螺釘以至于電腦愛好者無法打開主機進行修改。
喬布斯與生俱來的掌控欲望意味著：當喬布斯思忖著偉大的蘋果軟件正在其他公司蹩腳的硬件設備上運行時，他那與生俱來的控制欲會使他長出蕁麻疹，或者患上什么更糟的病癥。同樣，他也會因為憂心那些未經批準的程序或內容出現在蘋果設備上，玷污了蘋果的完美而過敏。將硬件、軟件和內容整合為統一的蘋果體系使他能夠強制性地控制產品的簡潔性，這種能力使得喬布斯將產品簡單化。天文學家約翰尼斯·開普勒（Johannes Kepler）曾經公開宣稱，大自然鐘愛簡單和統一。喬布斯的理念也是如此。
這一理念使得喬布斯決意讓麥金塔電腦的操作系統無法與其他公司的硬件設備相兼容。微軟公司則追求完全相反的策略，允許其視窗操作系統隨意獲得授權。這種做法無法生產出最為考究的電腦，但它確實讓微軟控制了操作系統的市場。在蘋果的市場份額縮減到低于5%之后，微軟使出新招，宣稱自己是個人電腦領域的勝利者。
然而，從更長遠來看，喬布斯的整合手段被證明是有利的。他堅持端對端一體化（end-to-end integration）使蘋果在二十一世紀初制定數字中樞戰略時占據了優勢，該戰略使人們能夠將自己的臺式電腦與各種便攜式設備連接起來并管理自己的數字內容。例如，iPod便是一個封閉和高度集成系統的一部分。要使用iPod，你必須使用蘋果的iTunes軟件，并從該公司的iTunes商店下載內容。結果，與未能提供這種端對端無縫體驗的雜牌軍競爭時，iPod像后來的iPhone及iPad一樣，成了一款優雅的娛樂設備。
對喬布斯而言，對整合手段的信任是一件正當之事。“我們這樣做并不是因為我們是控制狂，”他解釋說：“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想制造出偉大的產品，因為我們關心用戶，因為我們愿意為整個體驗過程承擔責任，而不是讓我們的產品成為像別人制造的產品那樣的垃圾。”他還相信自己所做的是人們需要的服務。“他們都忙于做自己最擅長做的事情，而且希望我們去做我們最擅長做的事情。他們的生活太忙碌了，有別的事情要做，而不是去想如何將他們自己的電腦和設備整合起來。”
在一個充斥著品質低劣的設備、粗陋的軟件、令人費解的錯誤信息和煩人的界面的世界里，喬布斯對一個簡單的整合手段的堅持造就了令人震撼的產品，而這些產品打上了擁有愉悅的用戶體驗的烙印。使用蘋果產品可以像在喬布斯喜愛的某個位于京都的禪意花園中漫步一樣莊嚴，而這兩種體驗都不是在開放的祭壇上膜拜或讓一千朵花綻放所能獲得的感受。有時候，被一個控制狂掌控會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情。
幾周前，我在加利福尼亞帕洛阿爾托喬布斯的家里最后一次拜訪了他。他已經搬到了樓下的一間臥室里，因為他身體太虛弱了，已經無法上下樓梯。由于疼痛，他身體蜷縮著，但是他的思想依舊犀利，幽默感令人鼓舞。我們聊到了他的童年，他給了我一些他的父親和家人的照片，用在我寫的傳記中。作為作者，我過去一直習慣于超然事外，但是當我試著說再見時，一股悲傷涌入我心頭。為了掩飾我的情感，我問了一個仍然困擾我的問題：為什么他如此熱切，在過去兩年的時間內（與我）進行了接近50次的面談和聊天，為了一本書而放開如此地敞開心扉？過去大多數時候他卻隱藏得很深。
“我希望我的孩子們了解我，”他說，“我并不總是和他們在一塊，我希望他們知道并能理解我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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