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光明的兩位民國“圣人”胡適生前就被視為圣人。
臺大畢業的陳之蕃夢想赴美留學，但連買機票的錢都沒有，胡適知道后，立即從美國給他寄來支票，圓了他的留學夢。陳之蕃后來在美鉆研物理學，成為大家。經濟條件有了轉機后，陳把支票寄還給了胡適，胡適給他寫了封回信。
之蕃兄：
謝謝你的信和支票。
其實你不應該這樣急于還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
陳之蕃接到此信后大為感動，說：“這是胡先生給我的最短的一封信，卻是使我最感動的一封信，如同乍登千仞之岡，你要振衣；忽臨萬里之流，你要濯足。在這樣一位圣者的面前，我自然而然地感到自己的污濁。他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原因是：永遠有利息在人間……我每讀此信時，并不落淚，而是自己想洗個澡。我感覺自己污濁，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樣澄明的見解與這樣廣闊的心胸。”
在秘書胡頌平眼中，胡適也同樣讓人高山仰止。在胡適身邊工作一年多后，有一次胡頌平不覺對胡適說：“我讀《論語》，在先生身上得到了驗證。”胡適聽了這話，不覺一愣，然后慢慢說：“這大概是我多讀《論語》的影響。”
不過在胡適眼中，有一位朋友比他更有資格當圣人，此人即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
胡適曾說：“凡受過這個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們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圣賢，不但沒有愧色，還往往超越前人。”胡適認為以下九人，其人格可以上比圣賢，名列第一的即為高夢旦，其余幾位依次為：張元濟、蔡元培、吳稚暉、張伯苓、周詒春、李四光、翁文灝、姜蔣佐。
胡適熟讀《西游記》《封神演義》等舊小說，文章中常常引用小說中的故事做譬喻，“取其人人能解，人人能大笑”。高夢旦對舊小說很生疏，不能領會胡適的用意，而高夢旦的九兄因為熟讀舊小說，對胡適所寫文章的妙處心領神會，讀到過癮處，忍不住給弟弟寫信夸獎胡適。
在信中，九兄夸胡適的文章梁任公之后數第一：文筆縱橫，一往無敵，威武不屈，膽略過人。九兄給胡適取了個稱號“龍膽公”--“取趙子龍一身都是膽之意”。
九兄還告訴高夢旦，他已向二侄、三侄推薦了胡適的文章，并以充滿惋惜的口吻對三侄說：“惜爾腹笥太儉，茍稍富有，當托十一叔（指高夢旦）為爾介紹于胡先生之門，以長爾學識。人貴自立，好為之，未晚也。”
高夢旦把這封信轉給胡適，說：“吾家有最守舊之老兄，忽然大恭維起胡先生。茲寄奉，以博一笑。”
胡適回信表達了他對高夢旦九兄的感謝，至于教導高家晚輩，胡適認為自己沒這個資格：“至于九令兄原信末段所說，我讀了幾乎汗下。君家自有圣人，何假外求。”
這里提及的“圣人”，就是高夢旦。
胡適留美歸來在北大做教授時，求才若渴的高夢旦數次勸胡適辭去北大教職，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輯部主任。他對胡適說：“我們那邊缺少一雙眼睛，我們盼望你來做我們的眼睛。”
高夢旦為何要讓賢于胡適？在一封信中，他透露了緣由：
“弟生平不作白話文，而對于白話文并不反對，蓋知非此不能普及也……此間編輯教科用書，本以普及教育為職志，故不能不注重白話文，以期養成多數國民之智識，而弟既不能白話文，勢不足應時勢之需要，頗思求可自代者。有人盛稱胡氏之為人，初不敢過信，因與之往返，委托其校閱稿件，相知既久，相信較深，頗欲招致來滬，引以自代。”
盡管胡適知道“得著一個商務印書館，比得著什么學校更重要”，但他一則自認資歷淺，另外，他也不愿放棄北大的教職。那時的胡適鐘情學術，想在哲學研究方面做一番事業，只能一再謝絕高夢旦的好意。高夢旦不死心，就請胡適暑假期間去上海商務印書館“玩三個月，做我們的客人”，順便為印書館出謀劃策，指點迷津。
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適冒著酷暑，從北京趕至上海。
高夢旦請胡適來當然不是“玩玩”而已，而是請這位因提倡白話文而享譽海內外的“中國文藝復興”之父來商務印書館調研考察、指導工作。那段時間，胡適和高夢旦朝夕相處，傾心交談：“高先生每天都把編譯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給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紹和我談話。每天他家中送飯來，我若沒有外面的約會，總是和他同吃午飯。”
暑假結束，胡適要回北京授課。商務印書館給胡適一千元錢作為暑期工作的報酬，胡適只收下五百元，他說：“五百元夠這一個半月的花費了。我并不想做短工得錢。我不過一時高興來看看，使我知道商務的內容，增長一點見識，那就是我的酬報了。”
高夢旦六十歲生日時，胡適作了一首小詩祝賀：
很小的問題，可以立時辦到。
圣人立言救世，話不多不少。
一生夢想大光明，六十不知老。
這樣新鮮世界，多活幾年好。
從這首小詩可看出，胡適與高夢旦志同道合，趣味相投。
高夢旦原名鳳謙，晚年自號“夢旦”，因為“‘夢旦’是在漫漫長夜里想望晨光的到來，最足以表現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
而胡適也是終生憧憬光明的人。胡適自稱乃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因為他的心中永遠揣著希望。胡適認為，西方人樂觀、有信心，所以才敢于夢想。受此影響，胡適留美后也非常看重夢想，曾說：“夢想做大事業，人或笑之，以為無益。其實不然。天下多少事業，皆起于一二人之夢想。今日大患在于無夢想之人耳。”
“很小的問題，可以立時辦到”是高夢旦朋友說的一句話。胡適很喜歡這句話，因為它“最能寫出他（高夢旦）的志趣。他一生做的事，三十年編纂小學教科書，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個月的歷法，三十年提倡簡筆字，提倡電報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都是他認為不難做到的小問題”。
高夢旦做事腳踏實地而不好高騖遠，他崇尚事實，主張實干，“知道進步是一點一滴積聚成的，光明是一線一線慢慢來的”。這一點他和胡適也“英雄所見略同”。胡適信奉“自古成功在嘗試”，倡導一點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收獲。
胡適最欣賞高夢旦的還是他做人“最慈祥”“最熱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著一顆最仁愛暖熱的心。在他的大家庭里，他的兒子、女兒都說，‘吾父不僅是一個好父親，實兼一個友誼至篤的朋友。’”
高夢旦和兒子如同“兩個最知心的小朋友”，父子倆親密相處的一幕，讓幼年喪父的胡適既羨且妒。胡適甚至特意為此做了一首詩：
在我的老輩朋友之中，高夢旦先生要算是最無可指摘的了。
他的福建官話，我只覺得嫵媚好聽。
他每晚大叫大喊地說夢話，我只覺得是他的特別風致。
甚至于他愛打麻將，我也只覺得他格外的近人情。
但是我有一件事，不能不怨他：
他和仲洽在這里山上的時候，他們父子兩人時時對坐著，
用福州話背詩，背文章，作笑談，作長時間的深談，
像兩個最知心的小朋友一樣，
全不管他們旁邊還有兩個從小沒有父親的人，
望著他們，妒在心頭，淚在眼里！
——這一點不能不算是，高夢旦先生的罪狀了！
胡適小時缺少父愛，高夢旦父子之間的親昵神態自然令他羨慕也傷懷。胡適后來能那么慈愛、那么寬容地對待自己的兩個兒子，多少也受到高夢旦的影響。
我們知道，林紓因極力反對白話文而成為眾矢之的，可此人與高夢旦的兩位兄長關系極好，也是高夢旦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輩。盡管如此，高夢旦還是冒著被痛斥的危險給林紓寫了一封信，為白話文張目，為胡適辯護。
信末，高夢旦坦言，這封信可能會讓對方怒不可遏，對此，他做了充分的準備：
“此書草就多日，未以付郵，且逆料足下未盡一紙，即當撕為萬段，故特打成三份：一以奉寄；一存小蔚處，備足下息怒時，就近更行取閱；一存此間，因弟作此書時，不免有負氣之言，欲俟氣平后，自取復閱也。”
但這封信尚未發出，林紓便來到了上海，和高夢旦“同游雁蕩，相聚十余日，談論甚久，無所芥蒂”。高夢旦因此覺得“先生胸無宿物，天性然也”，最終“不忍出此書，以傷其心”。
十三年后，高夢旦翻檢舊書時發現了這封信，當時林紓已去世十二載。他把這封信轉寄給了胡適。
顯然，這封信讓胡適大為感動，不是因為高夢旦在信中為自己開脫、辯護，而是因為高氏出于不忍之心，最終并沒有寄出這封可能會觸怒對方的略帶火藥味的信。
高夢旦曾告訴胡適，他之所以敬重胡適，是因為胡適能聽從母命，沒有背棄婚約。胡適問：“這一件事有什么難能可貴之處嗎？”高夢旦說：“對你來說，這是一件大犧牲。”胡適不以為然：“我生平做的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更討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犧牲？”高夢旦更加不解：“何以最討便宜？”胡適娓娓道來：“當初我并不曾準備什么犧牲，我不過心里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難受。”頓了一下，胡適仿佛自我安慰地說：“其實我家庭里并沒有什么大過不去的地方。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會上對于此事的過分贊許，這種精神上的反應，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我也不曾求人贊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而竟得這種意外的過分報酬，豈不是最便宜的事嗎？”
胡適坦言，對于舊婚約，他“始終沒有存毀約的念頭”，但也曾面臨“危機一發”的時刻。
原來，胡適回國后，在結婚前想見一下江冬秀。胡適想，既然兩人即將結婚，親眼看一下新娘子應該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了。沒想到，他來到江冬秀家后，江冬秀竟躲到床上，放下了床帳。胡適對高夢旦說：“若當時自己拔腿就走，或到外面客店去住，那關系就僵了。”胡適忍住內心的不快，一邊翻書一邊與其他人閑談。漸漸地，內心的不快一點一點消失了，因為胡適意識到，新娘婚前不愿見新郎，并不是新娘的錯，而是舊家庭舊習慣之錯，既然如此，何必要爭這一時的面子？倘若堅持要見江冬秀，就算對方勉強同意了，自己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呢？這樣一想，他心平氣和多了。
后來胡適得知，果然是因為舊家庭作梗，長輩們反對，江冬秀才被迫躲入帳中的。
胡適對高夢旦感慨：“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至鬧翻。我至今回想，那時確是危機一發之時。我這十幾年的婚姻舊約，只有這幾點鐘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我自信那一晚與第二天早上的行為也不過是一個紳士應該做的。我受了半世的教育，若不能應付這樣一點小境地，我就該慚愧終身了。”
聽到這里，高夢旦連連點頭，夸胡適對此事處理得當。
胡適之所以在高夢旦而非別人面前，吐露他對自己婚姻的真實看法以及婚前那段鮮為人知的小插曲，也許因為在他看來，高夢旦和自己均具備一顆慈悲之心。只有如此，對方才愿意相信，自己接受舊式婚姻是出于“不忍”之心，才會認同這一看法：慈悲之懷、容忍之心有助于我們度過人生中那些不期而至的“危機一發”之時。
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胡適結束在上海的工作即將遠赴北京時說：“住上海三年半，今將遠行了，頗念念不忍去。最可念者是幾個好朋友，最不能忘者是高夢旦先生。”
正因為相知最深，分手時才會念念不忘。
胡適晚年曾說及自己的婚姻：“我們那個時代，現在的年輕人是不會了解的。我和我的太太訂婚之后，我們從未見過面，一直到了結婚那天才見面的。我有兩句詩：‘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有了“情愿不自由”的寬厚容忍，就有了“也就自由了”的達觀釋然。
胡適晚年還和秘書談起高夢旦的一次遭遇：“高夢旦先生有一位最小的女兒，也是他最愛的女兒，她出國回來不久，因盲腸炎進醫院割治。那時割治盲腸炎已很穩定了，只有萬分之一的危險。高小姐恰恰是萬分之一的危險，結果不救了。”
說到這里，胡適加重了語氣，道：“高夢旦先生沒有說一句話。”
如果不是特別能容忍，高先生不會“沒有說一句話”。
或許，高夢旦和胡適能成為民國“圣人”，就是因為兩人都具備罕見的容忍精神。
（段伯重摘自《歷史學家茶座》2012年第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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