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清楚地記得媽媽年輕時的樣子，眼睛大大的，那是一種清麗的英俊，一頭黑黑的長發像那個守舊時期每一個文藝女兵一樣低調地卷上去，短短的，免得閑言碎語。記憶中媽媽很愛拿梳子緩緩梳自己的頭發，有時候也梳我的頭發，邊梳邊說：“兒子，當前要當法官，要像拉茲那樣當法官，維護媽媽”……這是《流落者》里的臺詞，說到這里，她通常會哭。
后來曉得，她的父親一夜間被打成右派、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特嫌。直至死在一間陰冷濕潤的瓦房里，逝世的時候腿浮腫得發亮，手指一戳就是一個坑。他差未幾和毛主席統一天過世，“革委會”不準舉辦追悼會，由于一個反革命分子不能夠跟巨大首領同時進行追悼會。
我媽在團里本是演全本《玉堂春》和《貴妃醉酒》的，后來只能演臺灣來的女間諜、偷公社食糧的地主小姐。這算榮幸的了，很多成份不好的女演員被剃了陰陽頭，站在高板登上坐“噴氣式”（雙手反剪站在凳子上，被人從后面一腳踢翻凳子向前摔出去）……和那個時代大局部女人一樣，媽媽的生活一直充斥宏大的不安。記憶中她和爸爸始終沒完沒了地吵，沒完沒了地哭，終于離婚。
跟著革命局勢日益高漲，像她這樣的黑五類不可以留在文藝集團，要么被打倒，要么去藏區。后來有機遇去了一家街辦工廠。工作是往電瓶里注硫酸、鹽酸、切割整根的鋼筋。自幼聞水粉長大的她受不了鹽酸嗆人的滋味，能把水袖舞得行云流水的她，抱不起粗大的鋼筋。她唱工時還戴著絲巾，下工后還要用香皂洗手，細心抹上友情牌雪花膏。大姐們就說，這是資產階級小姐風格，要改革。
我媽想了一想，感到自己確切應該得到改造。她開始穿上了硌人的工裝，混跡于一幫力大無窮、大聲說話的女工中說笑，她學習蹲在馬路邊上吃飯，為了配合大家，也不斷發出開朗的笑聲。于是，一個很好的青衣就這樣被無產階級姐妹改造了。
可是我媽還是很孤單，她知道自己無論怎么爽朗地笑還是跟其余姐妹不一樣。她常說自己有三個夢想，一是從新回到舞臺；二是兒子能出人頭地；再就是能住上小時候住過的那種四合院，成都紅墻巷39號。我媽的父親是晚清公派留日學生，后因中日邦反目化憤而回國，曾在北師大任教，抗戰時代在關麟征盛邀之下兼任過黃埔文職教官，生活還算充裕，棲身得相稱不錯。
我媽回憶：那時候咱們家啊，前庭種著兩棵桂樹，后園種著一棵黃桷蘭，從夏到秋，香得人睡都睡不著……我媽小時候很俏皮，常求著勤務兵帶她去后花園捉麻雀，先撒把米，用木棍兒支著笮蓋，有麻雀跑來吃食，就武斷把細繩索一拉。她還喜歡穿紅色的舞蹈鞋，學上海來的太太那樣踮起腳跳交誼舞……總之，成都紅墻巷39號是我媽關于美妙生活的標記，那是一個典范的成都風情的冷巷，春天來時，燕子在發黃的房檐下飛來飛去，銜食結窩，哺育兒女，等到暮秋，燕子走了,青春勵志，銀杏樹會把葉子灑落一地，碎金般醒目。
我媽已經七十多歲了，伴有嚴峻的老年骨質增生，所以她重回舞臺的夢想已無奈實現。她另一個妄想即兒子出人頭地，看上去也非常渺茫。我時常想，假如這輩子就這樣不著四六了，也必定要讓她實現自己第三個夢想：住到屬于自己的四合院去。
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這個國度的命運影響到中所有國婦女的命運，命運一方口試圖搗毀她們，一方面又讓她們像竹子般堅韌。一次事變讓媽媽毀掉了她漂亮的嗓子，那天，她為了給一個急于趕路的司機給電瓶充電，慌手慌腳忘卻了帶上口罩，不警惕吸進大批揮發的鹽酸，立即就啞掉了。她是半個月后才干說話的，但已全無當年的“嘎唄兒脆”，當年在團里只有媽媽能力唱兩個全本的玉堂春的，她師傅花湘蓉說過：這丫頭能把井水唱成溪水。我還記得，那天媽媽嗓子委曲恢復聲音后，抱著我流了良久的淚，半蠢才啞啞地對我說出一句：兒子，媽媽愛你……
后來就是改造開放，舊有的秩序被無情攻破，新的秩序還未樹立，街頭呈現各種各樣新式商品，生活也涌現從未有過的壓力。為讓兒子能跟別的同窗一樣吃到抹了果醬的早餐面包，衣著白色活動鞋加入校運動會，我媽辭去月工資二十多塊的街辦工廠，辦起了私家幼兒園。這樣一個新的工作讓我家每月能掙到近五百塊錢，后來因搞了“全托”激增到兩千塊錢。我家有錢了。我媽掙到第一個兩千塊時，帶我去水碾河邊上的成都飯店吃了一頓很好的西餐，她還在旁邊的小杜裁縫店里做了一件漂亮的旗袍，還問年紀尚小的我，邊岔是不是開得太高了。
那是一段艱難歲月，媽媽每夜都睡不平穩，恐怕哪個孩子感冒發熱出了大事。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媽媽患有重大的失眠癥。無數個夜晚里，我看見她蜷伏在湊近孩子們的一張小床上疲乏入睡，曾在舞臺上翻弄過大小云手的美麗的手指，也因蕩滌孩子們的衣物而關節變大、皮膚毛糙。我起誓讓媽媽過上好日子，要讓她住上好房子，讓她能在秋天嗅到桂花香，夏天嗅到黃桷蘭香，看房檐下燕子們飛去飛來，帶著孩子們去后花院捉麻雀……但我不是一個很能掙錢的人，這樣的目標太過奢靡，我只有極力寫字，盡力讓我和我媽可以向這樣的目的靠近。
后來，我率領我媽用一筆不多的錢從四樓換到一樓，樓前有一小處曠地，她種了桂樹、梨樹、玉蘭花……一個冬天從前，花兒們順次開放，我媽的眼神變得年青。再后來，我借錢買了一處離城市很遠但很廉價的頂層復式樓，在樓頂上種了許多花花草草。等花開的時候才發明本人太大意，我媽的身材大不如前，高血壓、骨刺也常常折磨著她，每次爬樓都要花很長的時光。但媽媽說：沒事兒，我應該增強錘煉，住得高好啊，空氣清爽。但她臉上苦楚的表情告知我，她不外是在撫慰她的兒子。
這樣的事件給我處分。有一天我媽正在洗澡，無聲無息就倒下了。蛛網膜決裂導致的腦溢血，醫生說只有30%的生存可能。那晚我彷徨在省病院門口，決議無論如何給我媽買一處不用爬樓的屋子。很是奇觀，我媽居然活過來了，醒來后第一句話就是，夢到院子里種了良多的花，那個花香真是濃啊，人竟能飄起來了……2000年我跳槽到一家報社，一筆二十四萬的轉會費讓我支付了一處電梯公寓的首付，從此我媽不必與骨刺做奮斗，她可以輕松地高低樓去菜市場買菜。遺憾的是，我不足夠的錢為她買到一樓，而一樓有近兩百平方米的花園。
那一年，致力于給自己營造中產階層夢幻的我，對新居進行了一場合謂“新殖民地混搭風格”裝修。可隱隱覺得我媽很失蹤。她再也不能在家里做豆腐乳了，全關閉落地窗的陽臺，也不可以種花養草。她搞不懂我為何要在客廳里裝一個假壁爐卻不能取暖，中心空調讓她悶得喘不過氣來。我媽最不爽的是，為了追憶一下曾經的青衣時光，她剛在陽臺上吊一吊嗓子，保安就風馳電掣跑上樓提示：有人提看法了……
媽媽仍是想念紅墻巷，惦念燕子飛來飛去的樣子，晚上黃桷蘭香得讓人睡不著覺……她屢次提出能不能搬到一樓住，想種花兒，再種點黃瓜、香蔥，毫不打農藥，比菜市場還新穎。我哂然“真是老土”。這時，媽媽就不談話了，默默地聽我論述“后殖民地風格”的裝修理念和文明氣味。后來，她還會自動向來的客人闡述這殖民地作風：這個啊，跟殖民地其實不是一回事，實在是很進步的。
我媽越老越還小了，神色和行動顯示出不可逆轉的成熟。除了纏著我要禮物，還纏著我打撲克牌，偶然還會偷牌，趁我不留神就偷走好牌，到手后一臉詭異的微笑。可是老眼昏花，全然沒察覺她兒子其實偷走了更多的好牌……很多時候我看不下去，靜靜把好牌塞到該她摸的輪次上。她大獲全勝，就很開心，就開端回想小時候坐在四合院的葡萄架下打撲克的光景，除了花香，餓了還可以從窗戶向后街挑擔子的小販賣兩碗枸杞湯圓，邊吃湯圓，邊聽留聲機里的膠木唱片……如我不想聽，她就生悶氣，又要去看已經滾瓜爛熟的《大宅門》，一個人念叨好多少個人的臺詞，感慨今不如昔……
事實上，我媽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勞動婦女，也不是課本教的那種慈愛而厚重的朱德式母親，畢生默默而堅韌支撐著革命。我媽只是一個敗落人家的女子，她不喜歡工廠，不愛好土改，骨子里甚至惡感那場大張旗鼓的革命，以為那場革命拿走了底本屬于她的所有，包含四合院。她認為她更應當屬于紅墻巷的生涯，在春熙大舞臺上舞動長長的水袖。她的閱歷讓她龐雜、敏感，一個舊式官宦家庭的女子因中國革命的變幻從而運氣多舛，執著著相似張愛玲小說中的某種老式的浪漫。
她甚至將她的兒子當成她對這個世界對于男人的全體盼望。至少，兒子可能讓她重回紅墻巷寓居的時間，對她而言，這無比主要，而且神圣。
我只能不停地寫下去，一個字、一個字的累積，像一塊磚、一塊磚的累砌，讓她真地能重回紅墻巷39號，看春去春來，燕子飛去來兮，在被煙火熏得發黃的屋檐下銜草筑窩，哺養兒女，晚上黃桷蘭飄香，香得連覺都睡不著……
那是一個曾經漂亮、被中國式革命和中國式生活弄得無比神傷的女人，一輩子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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