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前，俞敏洪告別成為北大教授的夢想，把全部行囊裝上一輛三輪車，在月光下推出了北大南門，開始了新東方的艱難創業路。從此，他所踐行的那句“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的鞭策之語，成為了無數學生的座右銘。
他和他的培訓學校早已成為中國英語培訓的
領軍者，而他的創業故事本身就是一本勵志教材。
1990年的一個秋夜，在北京大學任教的俞敏洪正和朋友喝著小酒，聊著家常，窗外下著大雨，這時他在北大的校園晚間廣播里聽到了自己的名字：因為在校外辦培訓班授課，北大給了他一個行政記過處分。而且，處分通告和照片還貼在了北大三角地的玻璃櫥窗里，為時一個多月。
在北大默默無聞的俞敏洪就這樣出名了。“出名”的代價是他總覺得同事、學生看他的眼神很怪，感覺身后會傳來一陣陣的刺痛，這個曾經讓他無限自豪的校園那一刻讓他“窒息”。于是，他選擇了辭職。俞敏洪離開北大后的故事就是“新東方”這個極負盛名的教育培訓機構從創辦和發展的故事。在上世紀90年代末，俞敏洪那句“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成了無數年輕學子的奮斗格言。
■痛下決心告別了
成為北大教授的夢想
俞敏洪最初開始做語言培訓和他未能實現的“留學夢”有關。“就像一個孩子出生之前還有十月懷胎一樣，我也并不是在1993年突然心血來潮創辦新東方的，在此之前，新東方至少還有五年的孕育期可以追溯。”
俞敏洪在他的文章《新東方成立15周年感懷：歲月如歌》中寫道：“1988年前后，中國開始了第一次到美國留學的熱潮，當時的出國留學不像現在這樣大張旗鼓地進行，很多人都是偷偷地準備，因為工作單位一般不允許出國，被人知道了容易引起麻煩，所以常常一個人出國以后，周圍的人才知道他已到了國外。現在新東方的元老級人物徐小平、王強等，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出國的。出國在當時是件了不得的像上天堂一樣的事情，聽說有朋友到國外去了，人們通常會羨慕得眼睛發紅。
“我本來在北大悠閑自在地當老師，就像一只烏龜躺在舒適的沙灘上享受陽光一樣，突然發現周圍的人都像鯊魚一樣游到了大洋彼岸，于是在羨慕之余我也產生了橫渡太平洋的沖動。”
但俞敏洪出國奮斗的夢想最終并未能實現。“1988年1月我第一次參加了托福考試，獲得了657分的好成績，然后就踏上了連續三年多的聯系出國留學之路。我當時的目標并不是要上什么好大學，只要美國人讓我過去。但美國人慧眼如炬，一眼就看出來我是個想出去混事的主，給我發了幾張印刷得很漂亮的錄取通知書誘惑我，但就是不愿意給我一分錢的獎學金。我在北大每月領取120元的工資，不可能有經濟能力自費出國，因此，出國夢只能打住。”
出國無望，經濟也陷入困境，而此時，隨著中國留學熱潮的興起，北京街頭出現了各式TOEFL和GRE培訓班，俞敏洪于是想起了自己對托福考試的深刻研究，就背上書包到各個培訓機構教書謀生。俞敏洪后來回憶說：“當時教書的目的最初就是為了謀生賺錢，賺錢有兩個目的，一個是把家庭維護好；第二個目的是如果有余額的話，我把它存起來，存到一定數量的時候，就可自費出國。當時就是這兩個思路。”
“1989年夏天，我為了打發時間，和一所民辦學校商量，以承包的方式辦了個外語補習班。”俞敏洪說，這個班應該算是新東方最初的雛形，“就是那時，我覺得可能我該試著在這兒做點生意了。”
當時北大教師在外授課是觸犯紀律的事情，而俞敏洪的名字就寫在培訓學校廣告上最顯眼的地方，于是就被學校注意到了。俞敏洪說：“后來北大認為我辦班是非法行為，是不尊重北大的一種表現，就給了我一個行政記過處分。我的第一次辦學熱情也從此夭折。”
“到了1991年夏天，我覺得在北大的生活變得愈加沉悶無聊，于是痛下決心告別了希望成為北大教授的夢想，把全部行李裝上一輛三輪車，在月光之下推出了北大南門。”俞敏洪說。
■東方學校英語培訓部
成立時只有他和妻子兩人
離開北大后，俞敏洪抓住了出國熱的機會，憑著北大訓練的頭腦和一張嘴，再加上失敗的出國夢積累下來的經驗，一頭扎進了民辦英語培訓領域。“我找到了一家叫做‘東方學校’的民辦學校，為他們創辦了外語培訓部，以承包的方式大張旗鼓地做了起來。我當時憋著一股氣，一心想要做出點成績來洗刷自己在北大遭受的恥辱，又想盡快存夠錢出國讀書，所以特別發奮。”俞敏洪回憶說。
最開始，俞敏洪在中關村第二小學租了間平房當教室，外面支一張桌子，放一把椅子，“東方學校英語培訓部”正式成立時只有兩個人，他是頭，老婆打下手，當出納會計，上午他騎車出去，拎著糨糊桶，電線桿上貼廣告，下午守株待兔。為了吸引更多人報名，俞敏洪當時不得不在托福、GRE報名冊上各填30個假名字。
有媒體記錄了俞敏洪最初創業的那段經歷：數九寒天，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經常都結成了冰，有時他實在冷得受不了，就掏出揣在懷里的二鍋頭抿上一口，然后繼續把廣告貼下去。他的這段創業經歷成了新東方一直傳誦的故事。
“貼廣告很辛苦，我還常做免費講座啊，免費講課啊，沒有地方，沒有錢等等，非常艱難。但這一切并不長，半年左右就過去了。因為后來學生經過我不斷做免費上課，真正體會到了上課的意義，后來他們就開始交費、報名，這個時期就過去了。”俞敏洪說。
從1991年到1993年創辦新東方學校之間，俞敏洪還在其他培訓機構打了兩年工，“我要是從北大出來直接干新東方肯定干不成，因為一點辦培訓機構的經驗都沒有。”俞敏洪后來在接受采訪時說：“和其他老師不一樣，我既不要求加工資，也不去跟校長吵，我告訴校長，我來幫你做別的事情。我就是想看學生怎么管理，后勤行政怎么弄，包括給學生復印資料我都干，他們都覺得我很好。最后我開始了解整個培訓機構的運作方式，然后我分析成功在什么地方失敗在什么地方，我干過大概四五家培訓機構。”
從這些培訓機構里，俞敏洪找到了新東方成功的一些方法，如免費試聽，學生選擇老師等：“我知道他們的處理方式有問題，比如他們做培訓的時候，學生交了費堅決不退，老師上課再差，學生鬧事也不換。后來我做新東方，把那些弊病都屏蔽掉了，新東方就起來了。”
新東方正式成立于1993年11月16日，這個日子，俞敏洪就像自己女兒生日一樣記得清楚。而“新東方”這個名字，也直接來自于他1991年創辦的東方學校外語培訓部。“當時決定創辦一所自己的學校，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剛好有個朋友辦了個公司叫‘新北高’，于是我靈機一動，就在東方前面加了個‘新’字，‘新東方學校’從此誕生。”
他后來回憶拿到辦學許可證的那一天，用詞很富有感情：“拿到辦學許可證的那一天是11月16日，我騎著自行車到海淀教育局領許可證。北京正好刮著大風，漫天黃沙飛舞，給我帶來了一種壯士出征、慷慨悲壯的感覺。”
■從小平房到辦公樓
從培訓班到上市公司
1993年到1995年，被俞敏洪稱為“個體戶”奮斗階段，“剛開始我一個人當老師，后來周圍有幾位老師加入，再后來我讓老婆把工作辭了，負責報名工作。”
“新東方的第一批團隊成員實際上是一批下崗工人，十來個四五十歲的婦女，她們幫新東方管理教室、打掃衛生、印刷資料、處理各種社會關系、幫助服務學生等。第二批重要團隊是新東方最初的十幾個老師，包括錢坤強、夏紅衛、楊繼、宋昊、錢永強等人物。”
“那真是個激情燃燒的歲月，每天大家走進教室拼命上課，走出教室大碗喝酒，到一期班結束后大家就一起分享勝利果實，根據每人的貢獻論功行賞。當時發工資還沒有銀行卡，需要到銀行領出大把的現金發放，而且都是十元錢的面值，所以老師們常常用一個大書包把錢開心地背回去……”
到1994年，俞敏洪已掙夠了學費，可以出國留學了：“1994年，我收到了國外的錄取通知書和獎學金，但權衡之下還是決定繼續辦新東方。”因為這時他已發現，新東方的學生，1994年比1993年增加了好幾百倍，還有繼續增加的趨勢。“到1995年底，新東方學生已有1.5萬人了。教學方面在蓬勃發展，而我深感一個人實在力量太有限，太苦、太累、太孤單、太悲傷。我面臨選擇，要么把新東方關掉，要么把新東方干大，最后我們選擇把新東方干大。我跑了一趟美國。”
在美國和加拿大，俞敏洪說服王強、徐小平等人回國，這次出國，他又使用了一點“小手段”：“到了1995年底，我讓他們一起回來干，我給他們典型的刺激是什么？當時中國沒有信用卡，我在國內換了整整1萬美元的現金，全是100元的大鈔，吃飯的時候，我就只能掏現金請他們吃飯，這個給了他們很大的刺激……他們覺得俞敏洪都能做這樣的事，那他們回去至少能做得跟我一樣好。”
一批名師成就了新東方在留學英語培訓市場的地位：徐小平的出國留學咨詢，王強的“美式思維口語教學法”，包凡一、何慶權從加拿大帶回超凡的英語寫作……
在經歷過股權改造、ETS風波、“非典”等事件的考驗后，16年來，新東方已由一個英語培訓學校成為了一個具有現代化管理結構的上市公司，辦公地點也從小平房發展為一座現代化辦公樓并在多個城市設有學校和培訓中心，而俞敏洪也由一個只會英語教學的老師成為了一位極富傳奇的老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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