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時候，一個家庭里，因為只有長子嫡子才能繼承家業，所以次子庶子等就得另謀生路。
這個從很早的時期就是如此了，而且不僅是東方有這規矩，中國有，在古代，許多西方國家也是如此，比如羅馬、希臘等等國家。
在中國，普通人家且不說，做不做家主，也都還是普通人家。換做是在氏族首領或者國王的家里，那么長子嫡子就是下一任首領或國王國主，次子庶子不能做，于是就分封為諸侯；次子庶子的第二代，也只有嫡子長子能繼承家業，二代的次子庶子就再次一等，成了卿；到了第三代，又是長子嫡子才能繼承卿，于是三代的次子庶子就再降一等，成為了士。
到了士，那就降無可降了，怎么著也是個士，因為這就是傳承，雖然有豪門和寒門的區別，但士畢竟是士。和普通的國人、百姓那還是不同的。
于是，士，就成為了精英階層的起點，進入上流社會的踏腳石，要進入精英階層，要進入上流社會，就得起碼先成為一個士。
以前，士是有傳承的，再怎么無知也還是士，而不是士的，再怎么有知識有本事，你就不能是個士。但因為有了科舉，士，就成了大家都能做的了。只要你好好讀書，好好考試，考上了，就成為士了。所以，就有人開始解釋說：士，就是知識分子。這個當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盡管知識分子這個稱呼還不能完全的表達出士的全部意義。
在中國，知識分子關心國事、政事、時事和天下事是必須的。這很了不起。很有以前士的傳統，因為對于傳統意義上的“士”來說，往回若干代之前，這國可不就是他們家的？再往上算，搞不好這天下都是他們家的。他們不關心誰來關心呢？極端的自以為是的一些“士”們，甚至可能會認為別人（不夠資格做“士”的人）關心家國天下是越俎代庖，是多此一舉，是不配！在他們那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是絕對不對的——匹夫憑什么有責啊？
所以自古以來，讀書人、知識分子、士，都是很牛哄哄，且特立獨行的一群人。
他們往往發出很不和諧的聲音，做出很不合時宜的事。在普通百姓眼里，他們很難以理解，在統治者眼里，他們很麻煩。究其原因，恐怕就是兩個字——“臉面”。
臉面這個東西，在知識分子眼里，絕對是最關鍵的。沒有之一。所有的一切，就是為了臉面。為了臉面，頭可斷、血可流。方孝孺被朱棣誅十族，因為不肯為朱棣背書。為什么不給皇帝背書？因為臉面，這么做了，就沒了一個讀書人的臉面，沒了一個士的臉面，更重要的是：在方孝孺看來，朱棣篡位謀國，本身就是很沒有臉面的事，老朱家的臉面給他丟盡了，自己怎么能還為了他把老方家的臉面丟盡？你殺了我吧，殺光我全家，我也得保住我作為一個讀書人、知識分子、士的臉面。這且算一個不和諧的下場吧。
李白很有才，很傲氣，很狂。李白也是很要臉面的，玄宗請他去，他老人家“神高氣朗，軒軒然若霞舉”，一派名士風流氣象，搞得玄宗這個風流皇帝心動不已，都忘了自己是皇帝了，請他脫靴上坐。可惜，李白要臉面要得過頭了，竟然把腳一伸，對高力士吆喝：去靴！
看看，你要臉面，皇帝就不要了嗎？這下皇帝不爽了。等李白一走，皇帝惡狠狠的啐了一口：此人固窮相！這話罵得不是一般的毒，擺明了說李白是小人得志了。何況還是皇帝罵的？至于罵的對不對呢？見仁見智吧。可從此以后，李白仕途斷了。這算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下場吧。
不能當官當然郁悶，可得罪了皇帝啊，干脆，寫寫痛快淋漓的詩，只要保住了文人的氣節，自然就不會失了臉面。
但話說到回來，臉面這個東西，其實還得分開來看。臉是臉，面是面。
要面子的人不一定要臉，很多人做的事都是要面子不要臉的。要臉的人就不能太考慮面子，你想要這張臉，不要讓人家罵你不要臉，有時就得放棄面子。
但如果又想要臉，又想要面子。這就有些難度，可也不是不行。那就和骨頭有關系了。
骨頭，在知識分子那里，叫骨氣、風骨。有骨氣的知識分子，有骨氣的士，是可以又要臉又要面子的。有骨頭有骨氣有風骨的知識分子，才是有臉面的。這樣有臉面的“士”，常被人贊為有“國士之風”，所以這樣的“士”，就常被人稱為“國士”
可從古至今，卻并非只有有骨頭的知識分子才被稱為“國士”。所謂“仗義每多屠狗輩，歡場亦有義氣姬”，如樊噲者，屠狗出身，斗大字不識，卻照樣可算“國士”，如梁紅玉者，出身青樓瓦舍，墮落紅塵，卻依然可稱“國士”，甚至即便是市井小人，鄉野農夫，販夫走卒，甚至弱女老婦，但凡有了骨頭，就能做出讓人贊嘆敬佩甚至可歌可泣的事來，這也就照樣可被人稱為“國士”，如金庸先生書里的江南七怪。江湖上誰都要數起大拇指點贊，這臉面如何不光彩呢？
這就是說，關心家國天下的人，就可以稱之為“士”，和你讀了多少書，掌握了多少知識沒太大關系。而作為一個“士，要想有臉面，就只需要一樣東西——骨頭！有了骨頭，就才能把臉面撐起來，沒了骨頭撐著，這臉面當然是要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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